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称作“国粹”的传统书画艺术主要还是依赖各类书籍的出版为传播渠道被世人所知；到我国社会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今天，各地出版名家艺术的频繁与兴旺程度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近些年，由国内正规出版机构隆重推出的各种类型名家书画作品专集、宣传名家名作的文博艺术类专业报刊的数量与品种之多，着实无法精确统计。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如今的书画收藏家们好像都特别喜欢购藏那些被大型画册或专业期刊影印过（或被历史文献资料所注录过）的署名某名家的作品。似乎许多人的思维都已形成了一种定势：凡是被各种书籍报刊出版或注录过的署名名家作品就必定件件都经过了鉴定专家的严格把关和认真筛选，对这类作品原作已不必再关注它的真伪问题，大可放心地花钱购买将其入藏到家里来。话说到这，让我不禁联想到：现在我们走在大街小巷时，常常会遇见一个或数个身背猎枪、满身是泥、手里拎着几只模样接近山鸡（实际上是家养的）类禽鸟叫卖的人，如果有人兴致很高地主动去搭理他或他们，那不挨“宰”才怪呢！
误编出版
从古到今，书画作伪现象不绝如缕，对书画的收藏与真伪甄别向来就是一件客观上挺“棘手”的事（但这问题一直被社会上许多人严重低估），更何况，但凡书籍的编者或撰者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是专门从事书画真伪鉴定工作的人。以书画鉴定行业的视角推理来说，要让古今出版的每一部有关名家书画艺术的书籍在具体作品的真伪属性问题上都做到“万无一失”，我认为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此焦点问题其实一直长期存在着，只不过在国内艺术品市场尚未形成，或说，书画的总体价格并未大涨的年代，它被大家忽视了而已，当然也就显得情有可原。时过境迁，近些年，社会现实俨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凡是某部书籍中的书画作品，其真实性受到质疑时，社会公众则不能不把它与欺骗和金钱的得失这些问题联想到一起。
每一位初涉书画鉴藏领地者，几乎都是书本不离手。当然，如果涉及的书中名家作品的客观性毫无疑义，那在实际操作中，确实能带来佐证与参照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最近的10多年间，书在书画鉴定与收藏上的“负能量”似乎已蔓延到一发不可收拾的极端境地—现在海内外各出版机构出版的古今名家作品的画册或一般性书籍的总量不受限制；出版频率偏快；周期过短，加上社会日新月异的书画造假水平，而鉴定力量又相对薄弱滞后，能胜任实际操作者近乎是凤毛麟角。这使得出版书籍在很大程度上，基本上都失缺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严格严谨的鉴定把关环节。出书太“功利”、书印得太“烂”，这在无形中造成了一种可能：书画伪作被当作真迹入编的概率已高得不能再高，高到让我时常感叹“见多而不怪”。到现在，凡是我听到有哪位收藏圈中人说又从哪部有关名家书画的书籍中看出若干件不靠谱的作品来了，我都认为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从客观事实上分析，纯因认识能力原因造成错编书画伪作到某书籍上的，只能界定为无意识的误编，导致出版了某书画伪作。
举例说，2006年秋季，一件署名宋代马远的绢本画作（图1）被送到南方的一家拍卖行去投拍，画上正上方还有署名清朝皇帝乾隆题写的七言绝句诗一首。从如此低劣的“乾隆御题”来看，不难明辨该画的真伪属性。可拍卖图录还特别注明此画1956年出版于香港版的《中国古画集》第一册中，连原版书在图录中也一并刊印在画旁。但我的鉴定经历与经验告诉我，宋朝马远的真迹在我国属珍稀型国宝，要确认民间流传的某一件署其名作品的真或假，那非要做大量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判断工作不可。若仅以一本50年前境外出版的书就给它下“真迹”的结论，往“轻”里说那是草率。图2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已确认是马远的真迹，该画笔线硬如屈铁，山石皴法为标准的大斧劈，全画尽显纯净而空灵之气息，与图1有较多书画创作与鉴定专业标准上的区别，相信大家一看就会心中有数。
再如，《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是国内文物出版社多年前就陆续出版、再版与再编的大型多册本古书画专集。此套书的编者几乎荟聚了我国当年最著名的书画鉴定家，故而它在社会上，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被认为最具“权威性”。只是到近10多年来，我还是不时听到有许多业内行家对它提出质疑的声音。大约八九年前，一位收藏家朋友邀请我陪同他一起赴江苏扬州的一家文物商店鉴定一件出版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6册中的署名明朝蓝瑛的十屏条作品《西湖十景图》，图3、图4是其中的二条屏。当时一到目的地，因这些屏条中的画儿够不上高仿级别，我便在较短的时间里就鉴定完原件。后来此画被多次投拍于国内各地的拍卖行，亦多次遭遇流标。那么一定有人心存不解了，此画明明是被重要书籍出版的，为何在现实中却难找到真实的买家呢？我的回答是：出版并不等于就是真迹，买家理性起来，对市场绝对是“好现象”。图5是蓝瑛已确认真迹，可供作参照。
请大家想一想：连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尚且如此，那其他书籍又能如何呢？为了提高广大藏友对此类书画的警惕性，在此以作伪论之，旨意于收藏爱好者平时不要盲目相信任何著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