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胶版印刷无疑是印刷市场的大哥大，在包装印刷领域同样如此。凹版印刷则因为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近段时间里饱受诟病，作为后起之秀的数字印刷进入包装生产尚属小荷才露尖尖角，强调清洁生产或许是这一工艺难得的扩张机遇，但其前行的步伐取决于自身的能量与产品的性价比。
对海外技术的依存度高，数字印刷在国内占比有限
按照推出纳米数字印刷机的以色列人班尼?兰达2012年在德国德鲁巴印刷展上的说法：在全球年产50万亿张的印刷品中，采用数字印刷工艺完成的产品为1万亿张，占比2%。世界著名的包装印刷业咨询机构英国派瑞（Pira）公司2014年推出的咨询报告显示，全球与西欧市场数字印刷在印刷总量中的占比均已达到14%，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低些。以有着清晰分析数据的全球第四大印刷生产国——德国为例，2012年按照产值计算的各种印刷工艺在市场上的份额分别是：胶版印刷42%、柔版印刷21%、凹版印刷13%、数字印刷12%、其他印刷12%。
至今为止，中国数字印刷在印刷总量中的占比，按照主管印刷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2488家主营与兼营数字印刷的生产企业其产值为103亿，而当年全国的印刷总产值为10398.5亿，以此演算，数字印刷在我国的占比仅为1个百分点。作为全球第二印刷大国的中国其数字印刷占比似乎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这一数据存在着误差，理由如下：
首先，作为分子的数字印刷年产值决计不止103亿，原因是全国从事数字印刷的企业并非仅为上述列入统计口径的2488家，如果把列入我国印刷业统计口径而且大量使用数字印刷设备的打印、复印企业都算上，应用数字印刷设备从事社会印刷服务的企业可能是数十个2488家，那数字印刷的产值自然也应之要扩大很多。
以上海为例，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布的《2013年上海市印刷产业发展报告》指出：“截止2014年3月10日统计数据归档，通过2014年年度核验的印刷企业有4562家”，其中“打印、复印企业503家，占企业总数的11.03%”，“专营数字印刷企业18家，占企业总数的0.39%。换句话说，运用数字印刷设备的企业约占整个印刷企业量的11.42%。这还不包括仅是做了工商登记而未申领印刷许可的不少实际存在对外开展数字打印、复印的门店，这些企业的年营业额虽小但集腋成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量。
再则，根据印刷需要，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数字印刷与传统印刷组合生产的状况日益见多。比如，个性化账单的打印就是传统胶印完成基本版面印刷，而后由数字喷头打印个性化数据。在需要依靠条码供追溯的药品包装印刷上也是如此，由胶印或柔印完成基本印刷后再由数字喷头打上条码。这部分印刷产值的统计往往混淆于传统印刷产值中，难以单列。
综上所述，当作分子的数字印刷产值在我国决计不止103亿。事实上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有专业统计机构把我国的数字印刷产值定为100亿，这几年过去了，在100亿基础上再有增长也属情理之中。
作为分母的全国印刷总产值则是被夸大了，换言之，10398.5亿是印刷企业包含着非主营收入的全部收入，主营收入要比上述数据低很多。有着中美间关于中国印刷业产值统计对比数据的上两年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2011年我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印刷总产值是8677.13亿元人民币，但美国引用《经济学者》信息部的材料指出该年中国印刷总产值为733.09亿美元，即便按照1:6.3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4618.5亿元，两者间的差距几近一半。2012年我国公布的印刷业总产值是9510.13亿元人民币，但美国NPES的数据指出该年中国印刷业总产值为659.341亿美元，依然按上述汇率折合成人民币是4153.85亿。可能数据的来源、数据统计的口径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将我国公布的印刷业年产值数据适当脱水是必须的，否则难以真实反映印刷企业相对艰难的现状。
如果以100亿数字印刷的产值做分子，以2012年美方认定的4153.85亿人民币的印刷总产值做分母，那我国数字印刷的占比应该为2.4%，即便分母有所增大，作为分子的数字印刷产值实际上也应该有所扩大，作为印刷大国的我国数字印刷产值略超国际平均水平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即便是达到2个百分点以上，数字印刷在我国的占比依然较之欧美国家的平均14%要低很多。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在数字印刷生产设备和耗材上，我国有着太高的海外依存度，正是这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企，性价比缺失，也迫使消费者敬而远之。扭转这一局面是我国数字印刷业向前发展的当务之急。
国内数字印刷的主战场还是在商业领域
按照上海市印刷行业协会为纪念建国60周年出版的《变革图新》一书记载，数字印刷设备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并不晚，如从1995年起算也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它们从打印复印店摆脱手工转为数字复印起步，以为建筑业提供工程图纸为应用数字印刷的最初业务来源，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经历了高速发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