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民的悲剧一样，很多东莞的企业也走向了生命周期的尽头。当地流传的说法是，“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至少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但这一说法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确认。而在此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公开的数字是，“7.2万家企业被关闭”。
但弥漫在东莞空气中的，并非只有悲观的气息。东莞工商局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东莞制造业数据强劲，1-3月东莞市新登记制造业市场主体6014户，同比增长25.31%。东莞市工商局方面分析称，今年一季度新登记企业的行业已出现新趋势，比如生物、环保、智能、光伏等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市场主体竟有152户。
死亡和新生并存在这个中国制造业重镇，东莞正在开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的生命周期。与改革开放之后意气风发的变革不同，这次东莞的转型可能要复杂和痛苦得多。
不一样的倒闭潮
谢文峰决定提前收车，他已经在这座城市中奔跑了一天。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这位私车拉客的车主可能会出现在路边的任意一个闲聚人群中，随便聊点什么。
至少在两年以前，谢文峰都会忙碌到晚上11点以后，他所在的厚街镇是东莞制鞋工厂最密集的地方，没有人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企业和工人，那些作坊式的工厂很少会进入到官方的公开报告中。
谢文峰已经在厚街镇生活了15年，最热闹的时候，拥堵和嘈杂曾让他不堪忍受，180分钟工作时间的缩减，让谢文峰目睹了继2008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企业倒闭潮：大大小小的工厂不停关门，热闹的厂房冷清下来，招工的牌子到处都是。
厚街镇的一个工业园区日渐凋敝，鼎盛时期，这座园区有将近30万农民工，而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一。一家3月10日左右刚刚关厂的老板抱怨，“我们已经到了让工人回家发动老乡来厂里工作的地步，结果还是招不到工人”。
沮丧的情绪在工厂之间蔓延，但外贸订单的恢复掩盖了这一问题，大部分中小企业试图找到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
中金所高级宏观经济研究员赵庆明[微博]在今年3月份前往东莞调研企业。他的感觉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理由是，“尽管还存在用工难和利润不高的问题，但订单的恢复使企业有了生产的动力”。
这是合乎逻辑的。厚街的大部分产品供给市场为欧美、俄罗斯等国家，2014年以来，除了俄罗斯市场继续低迷外，欧美市场缓慢复苏。此前，自2008年以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市场需求普遍不足，订单萎缩也一直困扰着中国的供应商们。
但如果只要订单恢复就可以挽救这些工厂的话，那诺基亚[微博]一定会为自己关闭在东莞的工厂感到后悔。今年春节以后，微软[微博]逐步关停了诺基亚在东莞的工厂，并计划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
而根据公开报道，目前，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耐克、富士康、歌乐、三星[微博]等世界知名企业也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但实际上，订单的恢复没有能够挽救这些企业，倒是巨头企业的持续外迁或者倒闭，引发了东莞电子仪器仪表制造类企业的倒闭潮。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电子仪器仪表制造、纺织服装鞋帽、塑料制品及金属制品等行业，分别占全市倒闭关停企业总数的44.1%、11.8%、7.6%和7%，合计占比70.5%。
这样看来，这一轮倒闭潮和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倒闭潮有着本质的区别。“2008年，三来一补的外贸型企业倒闭，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缩的影响，属于市场原因，”东莞本地学者龚佳勇分析认为，“这一轮的倒闭，更多的是产业因素，即传统代工类工厂依靠的产业基础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丧失产业发展的土壤。这足以给东莞制造乃至中国制造一个警钟，他们面临的是产业的变迁，是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变环境下的一个挑战。“可以确定的是，那些自身运营水平没有得到改善，又没有品牌和技术的代工类企业，正在退出，属于他们的时代结束了。”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曾在2008年前后到珠三角进行调研。
龚佳勇把这种现象称为“搭便车”时代的结束。过去是几年，低端加工制造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原始积累，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在他看来，目前的制造业已经到了买车票的阶段。龚佳勇称，“这个车票可能是技术、创新或者其他，但对大量加工制造类企业来说，他们必须找到对中国经济新的贡献方式，否则，外贸的短暂回暖很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