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南北大变异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发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明显了，到了2000年以后就更加明显了，我们首次把中国放在全球南北方国家的大框架下进行讨论和分析，因此对一些国家的预测，像南方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像北方国家的美国、日本、欧盟。那一次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了一次比较长期的研究(2010-2020年)。当时从增长潜力的角度来说，大体应该是8%左右，到2030年，考虑到中国有几个大的约束条件，主要不是在经济上的约束，恰恰是生态和资源环境的约束。第一是能源供给的约束；第二是主要资源的约束，如水资源、耕地资源、矿产资源；第三核心的问题是环境质量。
最后也是最大的约束，就是碳排放，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碳排绝对量是上升的，占全球的比重是上升的，因此提出了一个适度增长率，大体在7.5%左右。分析认为，从2011年到2020年大体是8%，2021年到2030年是7%，如果能够从10%降到8%的话，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弹性系数都会有所下降，这样就告别了能源消费高增长、电力消费高增长，包括煤炭消费高增长。
这个研究首次在全球背景下分析了中国的中长期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从过去几年，特别是从2012年以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不断调整了年度目标，从8%(2011年)下调至7.0%左右(2015年)。“十二五”时期确定的预期目标是7%。7%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特点就是国家定的指标是给所有的地方提供一个底线，因此它的实际增长率会超过7%，2011年到2014年平均增长率是8.0%。2011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年度目标是8%，第二年又是8%，后来才变成7.5%，现在是7%左右。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率这几年下降，实际上是主动调整的结果。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补上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现在看来还不只是“四化”同步，应是“五化”同步，特别是基础设施现代化。我们做过这方面专门的研究，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是1.6%，这个基础设施是三大块，一个是电力基础设施，第二个是交通基础设施，第三个是通信技术设施，它们都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互联移动网，宽带网络建设，特别是这次铁路革命，美国从1828年有第一条火车以后，到1920年修建了40多万公里的铁路，这也使美国成为统一经济市场，特别是1870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基本完成了一次大规模重塑美国经济地理的过程，也使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经济体、贸易体。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00年后中国带头发动第二次铁路革命，这场“高铁革命”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中国高铁运行里程就已经达到世界总数的将近60%，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是一个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革命过程。这个革命包括多方面，不仅有交通革命，还有电力革命，特别是国电网、南方电网特高压跨区域、长距离、大容量输电，这个技术难关取得重大突破，而且使用大量云南的水电到广东，西电东送，北电南送。将来在洲际之间都有可能变成特高压、智能电网等等，中国有可能变成21世纪全球基础设施的创新者、领先者、推动者和投资者。
这些事实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是一两个，而是五大发动机，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化，还有基础设施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而解决中国农业现代化就要通过五化同步来破解“三农”的最大难题。例如最近交通运输部刚刚提出来，到2020年我国乡镇和建制村将全部通硬化路，养护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客车。用公共财政负担农村公路的维护和修建，这是过去从来做不到的，现在已经明确要做到。如果农村路通了，网络也通了，那么“一通百通”，农产品可以卖出去，农民也可以买到日用工业品，加速城乡要素的流动和商品交换。
从2016年到2030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增长潜力的区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从6.3%到7.3%之间，甚至可能还会更高一些。我们认为适度增长率应该在7.2%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