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开办后，工人不敷使用。俞少之又从北平请来以常在鑫为首的曹万仓、马玉衡等七八个排字工。俞鉴于上次招聘出现的问题，这次事先作了周到的协商安排，所以，第二次被招的工人到张后没有什么意见，很快投入工作。
俞少之开办工厂、招聘工人的事安定下来后，报纸按时出版了。但是工人们感到，尽管重新协商了工资和生活待遇，工人和厂方的矛盾还是会经常产生的。于是，常在鑫等人提出要求组织工会，从根本上保护工人的利益。这个要求首先向厂方提出，厂方转告俞少之，俞表示工人只要遵守已有协定，不节外生枝，保证工厂正常生产，他没有任何意见，成立工会可由工人自己作主。
在旧社会，工人是受压迫的阶级，工人自己成立工会，一般要遭资方反对。再说，当时成立工会需向国民党省党部申请，由省党部组织部门派人了解情况后批准。国民党本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虽然批准工人成立工会，让工会保障工人的利益，可同时它还要保护资本家及其厂方的利益。因此，在工会和厂方发生矛盾时，它无非是起一点仲裁作用而已。俞少之很懂得这一点，因此对这件事未持异议。
俞少之是商业资本家，不善于经营工业。他办厂纯粹是为帮朋友办报，而不是为了赚钱。加之有开始时因和工人发生争执而影响报纸按时出版的教训，他对工人不象一般资本家那样苛刻，生产任务排的不紧，待遇也偏高，技术工人的月工资差不多相当于省政府的科员。因此，工人们对他也就少有挑剔，他也就不怕工会对他有所危害。在此情况下，工会很顺利地成立了。
1931年4月，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批准统一印刷局工人成立工会。开会那天，省党部组织部派一个叫陈受时的来参加，工人和管理人员全部出席。工人代表常在鑫宣布开会，讲了成立工会的意义、要求，论述了工人和工会的关系。陈受时代表省党部讲话后，常在鑫又当场提出选举工会委员和工会主席。陈认为此会只是筹备会，待确定工会章程，并提出候选人后，才能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委员，推举主席。常在鑫却以工作忙、时间紧为由，要求手续从简。陈受时当下用电话向省党部请示，回答可以从简。于是，统一印刷局印刷工人工会就在那天正式成立了。会上选出几名委员，共推常在鑫为主席，所有从北平请来的工人和本厂原有的工人、学徒都成了当然会员。但此后却从未进行过会员吸收、登记和发证工作，更没有要求会员交纳会费。工会非花钱不可时，也由厂方帮助解决了。
工会成立伊始，常在鑫等还想以统一印刷局工人为主，联合全张家口所有印刷工人成立张家口印刷工会，但未能如愿。其原因在于：当时，张家口除了俞少之承办的统一印刷局外，仅有一家福岚镎印刷局和一些经营石印业务的小作坊，有印刷工人总共七八十人。这些厂家、作坊的工人一般都是从学徒成长起来的，和资方矛盾不大，他们不愿意得罪老板，老板们也不愿意让工人参加工会，以免招惹是非。加上宣传不力，这些工人对入会没有太多兴趣。到后来，名为张家口的印刷工会，实际上仅仅是统一印刷局的独家工会而已。
如前所述，由于统一印刷局工人的生活待遇基本上能有保障，因而自工会成立后内部也没有出现过劳资纠纷。工会的活动主要就是面向社会了。
那时候，张家口经常有群众集会，每有活动，印刷工会都去参加。为此，特制了一杆上缀“张家口印刷工会”几个黑字的白布标旗，以供集会时使用。从1931年4月起，在张家口的工人运动中，又增加了这么一支有组织的、人数不多的印刷工人队伍。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张家口印刷工人知道最早，行动最快。9月19日凌晨，他们除以最快速度完成了当天报纸排印任务外，还赶印了大量“号外”，天刚亮就分头到大街小巷散发。20日上午，各界群众齐集省政府请愿，要求驱逐日寇，印刷工会的标旗早早地立在省政府大厅旁，印刷工人几乎全体出动，在会上喊的口号相当响亮。不久，张家口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印刷工人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宣传、检查，并明确提出：不用日本纸印报，也不用日本纸印制其它宣传品。印刷局经理和报社社长做出改用加拿大纸印报的决定后，印刷工人又向纸庄指出，就是加拿大纸如没有原封商标也决不使用，以防假冒。察哈尔省抗敌御侮后援会成立后，印刷工人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募捐、慰劳活动，有时还打着印刷工会的标旗走上街头、深入公共场所，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2年，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英勇抗战，胜利消息连续送回张家口，印刷工人和编辑人员一起，反复变换编排，天天都能按时刊出振奋人心的报道。
1932年春，察省政局发生变换，省主席刘翼飞去职，《察省日报》停办。俞少之因好友不再办报，自己无意继续承办工厂，但因省政府正在新旧交替，无人接受他的辞呈。俞少之在不印报、无收入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统一印刷局的局面，很受工人的谅解，俞也便打消了对工会的顾虑。不久，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来到张家口，就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继续出版省级报纸《国民新报》，由天津老报人王梦麟担任社长，负责报纸编采工作。王梦麟要求俞少之给予合作。俞出于内外情面关系，继续经营起统一印刷局。由于印刷工会和它的工人们在这个时候给了俞少之很大帮助，进一步巩固了以往的劳资关系，工会活动仍然还是面向社会。不足的是，工会作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对工人的帮助、关心不够，甚至对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没有一点表示，以至其他厂家、作坊的印刷工人始终不愿接近它，恐怕这也是印刷工会没有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2年秋后，就在《国民新报》排印量甚大时，有人找到统一印刷局，要求按期为之排印一份小报。管理人员遂和几个工人骨干商量，工人们一听此报名叫《抗日前线》，二话没说，同意承揽，当即决定在排印《国民新报》同时排印《抗日前线》。《抗日前线》是四开四版小报，隔天一期，编稿发排校对只有一人，自称姓王，南方口音。他尽管很快和工人们熟悉了，但从来不报名字，也不提报社在哪，大家只好尊称他为王先生。他编的《抗日前线》上除刊登长城沿线抗战胜利消息外，还有不少议论文章。那些文章谈的都是抗日救国道理，可字里行间经常流露出有关阶级、阶级斗争、政权问题。日子久了，王在偶与工人闲聊中，也时常提到此类问题。工人们逐渐明白，这位王先生可能是共产党，《抗日前线》大概是共产党的报，要不怎么那样神秘呢。当时，南京国民党拿共产党当作头号“敌人”，“九一八”以后提的口号就是“先安内，后攘外”。但工人们觉得，不管该报是否是共产党办的，反正是宣传抗日，为出版抗日报纸出力是应该的。因此，大家约定：只管为王先生排印报纸，不要多问别的。而王似乎也察觉到这一点，再不和工人们闲聊了。王总是在夜里到厂发稿，利用工人排报的间隙找个地方睡觉，版成后他起来校对，付印后即离去。第二天凌晨，由另一个人把印好的报纸取走，如此日复一日，直到1933年夏天，《抗日前线》报从未间断出版。平常，印完《抗日前线》的铅字版送回排字房，由排字徒工放在大案下面，开始是明着放。后来按师傅们所嘱，用纸毛子下脚料盖起来，等晚上再拆版。一天夜里，王先生按时来了，但和往常不一样，不但没有发稿，还显得相当严肃紧张，他要求先把印完的版赶快拆掉，越快越好。他亲自上手帮助还嫌慢，干脆提起版来哗啦一倒，没用五分钟，四块版全混在一起。王先生一再向大家道歉，说是事出无奈。然后只说了一句“后会有期”，即匆匆离去，再未露面。工人们明白了，可能又发生什么情况了。
果然，一个月以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迫瓦解，冯玉祥将军离开张垣。又过了些天，宋哲元率领二十九军刚刚返回张家口，南京和北平就指令他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眼见不少人被捕后遭到枪杀。期间，省党部和省政府的人也曾到统一印刷局询问《抗日前线》报和那位王先生的情形。这时，原来的工会主席常在鑫已回了北平，继任的叫刘珍。刘反复对大家说，只要大家都说不了解，就不会有麻烦。工人和管理人员都一口咬定，印《抗日前线》报是承揽业务，其它情况不了解。由于在统一印刷局没有找到一张《抗日前线》报，问了几次也问不出什么来，又找不出别的什么毛病，他们也就没有再来。
对于张家口印刷工会参加社会上的抗日宣传活动，省党部既未有过支持，也未加以干涉。国民党省党部对印刷工会履行了一次批准手续后，就放手不管了。
按说，工会是工人的组织，工会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支持下，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发展。由于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活动时期，工人们不懂得找共产党，也不懂得明着要国民党批准，暗着应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理。结果，张家口印刷工会虽未沾上“黄色工会”污点，但也未争得“红色工会”的光荣，只是独立存在了二年多，在抗日高潮中参加了不少有益的社会活动。
1934年秋，《国民新报》社长张文穆变换印报厂家。俞少之交回官方工厂设备，结束了私营统一印刷局的业务，除少部分工人学徒回书店外，大部分技术工人都回了北平。张家口印刷工会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