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不必计较中国是不是GDP第一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日前做客新浪财经《改革问道》时指出，中国一定要看到目前实际的人均GDP、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中产阶层的比重相对都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不必计较是不是GDP第一，更重要的看到我们发展还面临着很多的矛盾、困难。文章内容如下。

　　由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    　　问：四年以来最低的，您觉得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迟福林：正像你说的，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我们面对着既有转型带来的一些矛盾问题，又有着我们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困难。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突出的表现在实体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制造业的大国怎么向制造业的强国转变，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当中，一些中低端的实体经济难免会遇到困难。    　　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的政策对实体经济应该说形成了很多制约，比如说中小企业营收就很困难，营收成本比较高，融资也不容易。所以，现在经济突出的表现在实体经济压力比较大，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压力比较大。它突出的表现在产能过剩，我们房地产市场不稳，同时整个市场价格也在波动中有所下降。    　　再比如我们现在地方债的压力。多方面。所以，看这个问题有两个，一个我们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现实的困难，更要看到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不可避免的因素。所以，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如何转型，如何改革。    　　问：您对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预期是怎样的？    　　迟福林：我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尽管困难问题比较大，一个是总的大趋势开始形成，比如我们中国的互联网，如果互联网大数据能够推动中国的工业的全球化布局，能够推动中国的工业能够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还大有希望。    　　另外，未来几年，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从现在的53左右到60%的城镇化率这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消费结构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老百姓的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正在形成。所以，在我看来2015年我们经济有可能实现一年保持7%左右的增长，在2016—2020所谓“十三五”这五年当中大概6—7的增长是有基础的，有可能的。当然，还是一句老话“取决于转型改革的力度如何”。    　　问：我们在结构调整的时候经济会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放缓的趋势，现在中央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出台了一些政策想要稳增长，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存在矛盾或者我们怎么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迟福林：肯定会有矛盾，需要平衡。所以，关键问题是把握度，稳增长而不能采取强刺激。调结构要顺应大势。所以，我的看法可能更大的问题，我的观点就是要把握2020的发展大趋势，然后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增强人们的经济信心，这个信心对于稳增长或者相比某些刺激性政策还为重要。    　　在这样一个趋势下，我们关键问题是调结构。所以，我说到2020能不能从投资主导转向一个消费驱动型的经济，能不能从工业主导转向一个服务业主导，迈过这个坎我们就大有希望，至少可以保持未来我们五年、十年6左右的增长。    　　要以转型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    　　问：在您看来在新常态下的改革的路径应该是怎样的，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迟福林：不是新常态下的改革，在我看来是转型改革才能形成新常态，才能保持经济新常态，才能引领经济新常态。比如我们在形成服务业主导我们才能保持一个可持续增长，才能比较好的解决就业。    　　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我们说的新常态的这样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看到如果没有转型改革，我们的新常态是很困难的。所以，以转型改革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这个可能更为重要。比如市场的开放，尤其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才能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从而市场的活力，从而经济的活力。    　　中国的市场大得很，不缺资本，缺什么呢？缺市场，市场放开，开放市场，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我想很重要，因为中国有大的市场潜力，也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关键问题是政策和体制的调整。    　　不要把投资和消费对立起来    　　问：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想要在2020年的时候过渡到一个消费型的社会，但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的投资还是比较偏高，有报道说今年会有七万亿的基础建设，消费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平衡的过渡到消费型的社会？    　　迟福林：所以，关键问题是投资转型，我们不要把投资和消费对立起来，我们的投资投到哪里呢？投到有消费需求的地方，比如北京儿童医院经常排大长队，可能我们投资再建几个北京儿童医院都会有需求。    　　所以，投资的转型十分十分重要，适合消费需求的这样一个大趋势，加快投资转型。我们的投资三块特别重要，一块就是我们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个应该酉空间，因为我们的城镇化还处在较快的发展过程中。    　　第二，我们的投资就要投资到老百姓急需的像公共领域，教育、医疗，尤其好的教育医疗，这块也很重要。第三，老百姓的新兴消费，比如信息产品，比如说互联网，比如说大数据，这些研发的投资会对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起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必计较中国是不是GDP第一    　　问：说到中国经济，去年IMF曾经出过一个报告，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上GDP的第一大国，但是这个结论有很多争议，大家的没有感受到GDP第一，而且包括人均GDP，包括人均收入都是比较偏低，想问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迟福林：我想应该看到第一，中国还处在一个工业化转型升级的时候，我们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型过程当中。所以，从这一点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第二，我们在整个的经济结构方面面临着很多突出的矛盾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服务业发展就和我们整个发展趋势不相适应，这方面的转型改革极为重要。    　　第三，中国一定要看到我们实际的人均GDP也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好，包括中产阶层的比重也好，相对都比较低的。所以，不要看第一、第二，更要看它的发展的质量，更要看人们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能不能分享这些成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我们不必计较是不是第一，更重要的看我们发展还面临着很多的矛盾、困难，我们发展在相当多的方面，比如工业，我们总体上处于中低端的价值链，所以，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问：说一下您的这本新书，每年我们都会出一本这样的研究报告，2015年您怎么会想到起这样一个主题？    　　迟福林：2015年在我看来是中国既是改革的一个全面改革的攻坚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年。到底路在何方，矛盾困难很多，路在何方，有人说继续加大投资对不对？很对。问题往哪儿投，投资要不要转型？有人说中国不能不要制造业，问题是制造业怎么转型升级。所以，2015年应该说是我们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研判如果到位，这一年如果我们对未来的发展趋势的把握到位，对于我们国家制定“十三五”规划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考虑来考虑去，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在这个过程中，2015年需要想的问题，跳出2015看2020，2020对中国至关重要，2020中国的关键是在哪里呢？我们说工业大国转向服务业大国，而且处在一个历史的关键点，如果这样一个选择我们对头了，如果我这个判断能够符合趋势，那就说我们不仅能够缓解短期的经济压力，而且给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中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正是从这个出发选择了转型抉择，应该做2015年的一个主题。我们需要在研判和把握趋势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做出一个转型的抉择。    　　未来六年要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机    　　问：书名是《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您觉得最主要的趋势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迟福林：我这本书里提出了三大趋势三大挑战，一个趋势就是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趋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工业正在向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的这样一个方向转型升级，而我们的挑战在于能不能在未来六年左右的时间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使得我们从工业2.0走向工业3.0，奠定我们2020以后向工业4.0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中国是个大国，不能不发展工业，中国是一个大国，制造业是我们的一个强项，问题在于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能不能在这六年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第二个趋势和挑战在于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未来六年应该是一个快速发展，大概每年以1到1.2个百分点增长，所以，到2020中国的规模城镇化能达到60%左右应该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人口城镇化，中国人口城镇化现在只有36，2020年我们人口城镇化能不能达到52%以上，大概每年将近以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如果人口城镇化能达到52%以上，赶上世界人口城镇化的平均水平，那我们对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会产生多方面的这样一个推动力。    　　第三个趋势和挑战就是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和挑战，我们消费结构升级是什么？物质型消费逐步向服务型消费升级。信息产业现在这两年25%、35%的增长，人们对健康产品的关注越来越高，服务型消费的比重在逐步提高，问题在于我们服务业的发展和这样一个消费不相适应。所以，到2020年我们的服务型消费能不能成为至少是城镇居民消费的大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这三大趋势，三大挑战要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采取符合发展趋势的转型改革。    　　政府的改革在2015年尤其重要    　　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关于两会的。去年您在两会上提出市场决定一切，您觉得这一年来，从这方面来看有没有什么改善？    　　迟福林：不是市场决定一切，我去年是在讲市场决定下的政府作用，在人大会堂做了一个大会发言，这一年来说，我们应该说去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窗口期，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攻坚期。总体上看，改革在多方面都有进展，比如像价格改革，多方面都有进展，但是改革面临的矛盾问题依然很突出。所以，今年是改革的攻坚之年，取决于改革在多方面要有突破。    　　顺应我刚才说的大趋势我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开放的重大任务。第一在开放服务业市场上能不能有重大突破。第二，能不能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教育结构上能够有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在金融结构，发展中小银行来服务中小实体经济。这样的一些财政、税收、金融、教育方面，这样一些结构性的改革，破题结构性矛盾的话，那我们推动服务业做到转型改革上够会解决很多的矛盾问题。    　　第三，开放。开放的重点在哪里？除了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作为总抓手的前提下，把明显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作为对外建立开放型经济的重大任务。我们对外服务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的比重能不能从现在十一点多、十二点多提到20%左右，大体跟世界上水平相当，这是对我们对外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的一个重大的任务。    　　第四，政府的改革。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大格局下，尤其是去年一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明显加快的背景下，从今年开始中央到省一级实现负面清单的条件总体具备，应该以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加上公共财政制度清单来倒逼政府的改革，我想这块改革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