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商品和服务成本差别也较大。将教材价格下放省级管理，有利于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制定教材价格；有利于减少行政成本，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在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促进出版、发行等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发改委的举措是一项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利于民生利益的善政。至于一些人对教材价格会因此上涨，导致学生受教育门槛抬高的担心，则无异于杞人之忧。且不说此次改革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微利的原则，即使一些省份的价格有所微调，影响也是极为微小的。比如一些省份农村中小学生教科书由政府采购免费使用，而在北京等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已实现了政府买单。
需要指出的是，教材定价权下放后，各级教育、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活力才能充分迸发，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监管之中。下一步，管理部门更要充分发挥好管理职能，保证定价权的下放能够平稳有序地落地。具体而言，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教材质量的管理，定价权下放了，教材质量不可以下降，只有加强监督才能避免个别印刷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就以次充好，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教育部门则要确保教育补贴政策的延续。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本来就贫困，虽然国家教材定价权下放后，他们的自主定价有了更大的空间，但对于一些较贫困地区来说还是难以承受，对他们的补贴，不但不能少，还应该相应地增加，使国家的好福利更多地向他们倾斜，确保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家庭子女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总之简政放权绝非放任不管，对此各级管理部门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在不打折扣地执行教材定价权下放的同时，对教材的生产和流通一定要辅以相应的监管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项改革之举收到利国利民的功效，令善政得以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