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之前，我们是怎样印书的？

 　　“当代毕昇”王选院士也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这项听起来很复杂的技术也确实很复杂，是王选院士带领北京大学汉字信息处理研究室，综合运用精深的数学、计算机等多学科知识，历经15个寒暑的重大成果，为世界上最浩繁的文字，告别铅与火的时代开辟了通畅大道，对实现中国新闻出版印刷领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它引起当代世界印刷界的惊叹，被誉为中国印刷技术的二次革命。

  　　回顾历史，印刷术与造纸术不仅是支持出版活动发展进步的两大技术，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一直到今天，以纸为载体、通过印刷复制的报刊书籍，依然是影响力最大、效果最好的重要传播媒介之一。   　　我们为大家介绍四堡刻本。其实，虽然今人对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最为了解，但总的看来，雕版印刷因为重印方便，一直是中国古代出版业的主流；同时，与今日出版业不同的是，古代的刻书机构即是复制机构，也是出版、发行机构。福建四堡正是雕版印刷与刻书机构那段历史的生动缩影。现在的四堡虽是闽西群山中一处偏僻的村落，但其却曾是繁华的雕版印刷业之乡，为中国南方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教科书、家用指南、医疗手册及传统名著，是中国出版史上的辉煌一页。   　　四堡刻本
　　刻版   　　当木板在四堡或附近（例如在上杭）镌刻时，未镌刻的木板似乎由出版商提供。如上文所述，至少到19世纪晚期，此地的邹氏、马氏印工主要依赖本地出产的樟木作木板。一些报告人更准确地指出，“小叶樟”的木材用于大型木板，而山梨木和枣木——至少到19世纪晚期，在当地仍可获得——用于小型木板。对刻版准备过程的描述非常简单：首先将大块的木材劈开，剥去表皮；接着在水中浸泡，然后阴干（避免在太阳下蜷曲）；刻版晾干后，把木材劈成合适的规格；最后将表面刨平，轻轻地上油。这时，就可雕刻了。待出版文本的抄本由书坊成员用一种“粘”墨抄写在薄纸上，然后用米汤粘在木板上，再早期用一种扁平的刷子将其弄平。米汤干了以后，将纸从木板上刮掉，之前用墨写的文字就会反向留在上面。刻工将文字周围的木材刮去，使文字凸出来。大多数刻工一天至少可以镌刻一百个字；刻工以每百字为单位计酬。   　　邹氏、马氏出版商掌握了抄本的出版，因此也就控制了书籍的设计——版面的规格（也就确定了木板的规格），每页的行数和字数，插图的使用和位置。不用时，刻版贮存在家里，垂直放在书架上。如今仅存几百块雕版，但雾阁和马屋的村民都记得，在20世纪早期，各家书坊都有几间屋子满是雕版。文海楼书坊的一位后裔提到，他家住宅的一整个“厅”都用于刻版的贮藏。这些贮藏室和出版商住宅的墙——甚至两个村子中靠街的墙——被加厚，以保护刻版和整个印刷活动免于火灾。特别是马屋，一些此类的“风火墙”或“风火屋”仍然存世。   　　总的来说，四堡出版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雕版。当出版业被引入雾阁和马屋时，第一个出版商靠自己镌刻木板（并将其技巧传给家人）；他们也可能从外地初具规模的出版地输入雕版。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如当地的报告人所说，邹氏和马氏书坊可能有人擅长镌刻木板。但出版商似乎主要雇佣“外地”专业刻工。这些劳动力可能来自和出版商无亲戚关系的地方宗族，这些宗族的成员专长刻版——当然，四堡出版商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可能来自闽西市镇和县城中的刻字铺。到19世纪早期，一些书坊除了从其他出版商那里购买刻版，或雇佣马岗的妇女为其镌刻之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四堡书籍贸易路线的拓展。贩书路线的延伸也使四堡商人接触到新的刻版提供者，如佛山镇出版商或马岗刻工。销售区域的扩大使四堡出版商涉入更加非个人的生意关系，他们与遥远的外地人协商，而不是雇佣地方手艺人和家人。当然，有了外地的供应商，意味着对出版过程最重要的工序的控制显著减弱：四堡出版商既不能精确规定文本的格式，也不能监督刻版的质量。   　　印刷与装订   　　刻版准备好以后，真正的书籍印刷——在刻版上涂墨，将纸压在刻版上，用刷子将纸弄平，使字迹留在纸上——几乎无需技巧。不论男女老少，差不多家中任何人都能胜任。印工大约是边干边学的，他们模仿有经验的工人，经过简单的练习，就能印刷得又快又干净。乾隆朝早年，邹氏祠堂有“印书学堂一所”，也许就是初学刻板、印刷和装订的人练习的地方，但我们不清楚这个词具体意味着什么。   　　雾阁和马屋的印房反映出印刷业以家庭为重的局面，因为印刷“工场”通常设在家里。人们有时在祠堂印刷；上文提到的邹氏祠堂后面有“印房二大间”，隔壁还有一间用于备墨的小房子。不过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家里印书。我们仍可以看到，以前出版家庭的住宅有用于印刷的“工场”：几排小而黑的印房，围绕矩形天井而建。天井中间有一个用来备墨的大石缸，离印房只有几步路，甚为方便。   　　然而，随着出版业的扩大，更大的书坊筑不得不另建单独的印房。邹孔爱（1755－1827）利用书籍贸易的收益，在他位于雾阁的家庭住宅附近另建了一间印房。道光十九年（1839）在兹堂老板马萃仲（1770－1848）的分关文书中提到“屋后”有“印房一所”。（也许雾阁祠堂的“印书学堂”是另一个类似的印刷“工场”。）   　　据当代关于印刷工序的描述，印工要站在印房内一张矩形的桌子旁工作，桌子另一端边缘几厘米处留有一个长而薄的洞。用一根木棒把一垛纸绑在或用螺丝拧在桌子的一角，纸张的规格要裁切得比刻版宽一些。在桌子的远端，把纸折好，这样它便悬挂在桌子下。刻版固定在印工前面的钉子之间。墨盘放在刻版的右侧，如有需要，就从外面的墨缸中定时补充。印工用刷耙——一种棕榈制成的圆刷——将墨在雕版凸起的文字上均匀地涂三到四次，然后拿起第一张纸，将其拉紧，放在雕版上，再用一种矩形的“刷子”或“擦子”（外表很像长黑板擦，由一些编织过的棕榈固定在一块矩形的硬木上）压紧。然后将第一张纸叠好，放进矩形的洞晾干，接着印第二张纸。（墨干得很快，所以不用担心纸会粘在一起。）为了多少区别对待四堡更昂贵的文本，封面的刻版由花边环绕空心构成。   　　印刷时，不必每印一页就涂墨，印两页或“几”页后再涂即可。印刷者要留意已印的页数，他们以每百页为单位做标记。对一个工人每天印书页数的估计差别甚大，从几百张到五六千张不等（提到最后这个数字的报告人强调，这一天会非常忙碌）。一种可能的估计是，一个有经验的印工稳稳当当忙活一天可印两三千张。   　　印刷通常由家庭妇女完成，不过孩童也可参加——一个报告人回忆，小时候他的工作就是在印刷间隙涂墨。待纸张晾干后，把书页分开，将印刷面朝外对折起来，合成一卷，然后整理成册。堆好的书页要放进书榨里，尽可能压紧；较大的书榨用于外销的文本，因此要尽可能压紧，以便书商可携带更多的文本；较小的书榨则用来压当地销售的书。书页固定在书榨上时还要裁边——四堡现存的一个书榨带有滑刃，就是这个用处。从书榨上取下压紧的书页后，用锥子在裁边一端的边缘凿两个洞，将纸捻——一条捻成钉子状的纸，其中一头留着不捻（纸钉的头）——插进去，这样书页被绑在一起，“纸钉”的头就不会散开。封面用稍重的纸——常常是一种驱虫的朱红色纸——将其置于每册的首尾，然后将整册书压紧，用针缝好。最后把写着书名的标签粘在封面上。同印刷一样，装订基本上由妇女负责。有几位报告人回忆，他们的母亲或祖母忙完家务后，夜里就折叠、整理、装订册页。按照当代报告人的说法，印刷和装订的工具都是当地制造的。地方乡村市场上有简单而廉价的土产棕榈，书坊也会制造刷子。其中，印刷所需装置中最复杂的书榨，由书坊成员或地方手艺人制造，它和印房、刻版及刷子一样，在家中世代传承。   　　总结   　　雾阁和马屋书籍制造的过程，从准备木板到装订成册，至少在总体上与现存的晚明、清代极少数关于雕版印刷的描述相吻合。邹氏、马氏报告人坚决认为，在他们家的印刷史上，印刷技术和工序没有任何改变。要是果真如此，那么当代报告人描述的相对简单的工序——准备木板，制造印墨，同家庭劳力一起干活或雇佣廉价女性雇工劳力——反映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体系，其目的在于保持低廉的成本和较短的生产时间，这自然是资本并不雄厚的出版商的目标。总之，邹氏、马氏出版商“专门”生产廉价文本。他们获取利润主要依靠以下因素：雇佣家庭成员降低劳动力成本，提供销路有保障的书籍，在贫困的腹地没有竞争者。四堡文本的质量很可能在印刷业的最后一个世纪下降了，而现存的文本几乎都是那个时期粗制滥造的产物，所以它们无法代表四堡书业鼎盛期的水平。我们看到用纸质量几乎都在下降，这当然会影响四堡坊刻本的外观和寿命。在19世纪中后期，四堡出版业发生全面而缓慢的衰退， 即便是微薄的劳力投入，也可能变成难以承担的重负，因此雕版和刊刻的质量只有打折扣。   　　引人注目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四堡书籍生产惊人的效率。通过简化工序，倚重家庭劳动力（要是人手不够，就雇佣马岗刻工这样的劳动力），依赖行商的艰苦售卖，几乎每道工序都力求降低成本。在一个经济萧条、基本原料难以获得的时世，唯有维持较低的成本，出版业才会继续有利可图。这种努力不仅影响到书业的组织，也影响到邹氏、马氏所产书籍本身的性质。   　　（本文摘选自【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