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刚经》，末尾题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
公元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可见当时印刷术与手抄本曾并行。
印刷术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中产生过巨大作用，被誉为“文明之母”。一方面，它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使普通人也可以获得知识；另一方面，它形成了阅读文化，使个体有机会与社会脱离，形成自我意识和个人思想。可以说，正是因为印刷术，人类重新反思既往的历史与文化，对摆脱中世纪的文化禁锢有着非凡的意义。
有趣的是，印刷术在东西方历史发展中产生的作用不尽相同。
在欧洲，印刷术推动文化传播扩散的范围和速度，使《圣经》等书籍快速扩散，打破教会对知识的垄断，对文艺复兴的出现和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印刷术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外貌和状况”，并提出的忠告：“要注意其威力、效应和后果”。兴起于15世纪中叶的印刷技术革命对欧洲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带来的深远影响验证了这句话的重要意义。
然而，作为发明印刷术的母国，它产生的作用却并没那么大。
据统计，1820年到1913年，中国每百万人拥有图书仅为3本，日本是7本，荷兰是538本，瑞典是219本，英国是198本。当时西方学者曾说，东方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那里很少能找到一本书。
书少，则识字率亦不高，清末中国人识字率仅16.6%至28%之间，而日本识字率在明治维新前已达40%。一方面，当时中国男女不平等情况严重，女性识字者很少，另一方面，双方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度不同，导致清末私立学校的普及程度不如日本。不过，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文字数太多，不方便印刷，影响了知识传递速度。
办理中文印刷，至少要准备5万左右活字，成本巨大，管理、检索、排版起来也很难，所以虽然宋代中国已有活字印刷，但到明清时，雕版依然是最主要的印刷方式。
清代北京印刷较发达，书铺林立，仅琉璃厂一带就有一百多家，隆福寺街也是京都书肆繁集之处。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作雕版印刷发行。如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成堂、文宝堂、荣禄堂、文锦堂、文贵堂、文友堂、翰文斋等，都是刻印兼发行的。但由于成本太高，所以老书多、新书少，完全围绕市场运转，从某种程度上，压抑了革命性变化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