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
坐标→劳动人民文化宫
“1986年出版社开始自办发行，之前都是新华书店包销。当时出版社都是白手起家，有一段时间大家的理解是错的，以为自办发行就是出版社直接卖书。有些书积压了下来，几个出版社的主任商量了一下，干脆直接去书市。”现任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的黄国荣当时刚刚到出版社工作，1987年的夏天，他和同事搬着桌椅板凳、书架样书，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的书市摆了一个摊位，“第一届不叫北京图书订货会，叫首都图书交易会，名字是临时起的。有44家出版社参与，现场有书店直接订货，最终统计订货量是700多万册。”第二届叫全国图书交易会，但也只有70多家出版社参与，真正订货是从第三届开始的。此时黄国荣已经成为书市办公室副主任，专门分管订货工作，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应该有一个场地让出版社摆展位，不光是为了订货，还要跟全国各地的书店交流，“我当时定位的是出版社是主人，书店是客人，主人邀请客人来订货，要招待大家，要有专门的场所，要住在一起，不能光是订货，要有交流，需要独立起一个名字。后来地址就选在了北京玉泉饭店，那里有800个床位，我们觉得差不多够了，还有个大会议厅，四张桌子一拼就是一个展位，没想到不到三个小时，床位就住满了。出版社很齐心，大家紧急开会决定把房间腾出来给全国各地来的书店的人住，出版社的人都住会议室的行军床，饭店经理很不错，买了200张行军床。”
1991年
坐标→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
“订货的时间不能和文化宫的书市冲突，而且订货应该在年初，好让人家书店安排一年的工作，才不会给书店增加库存。”从第四届开始，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时间挪到春天，地点是北京工人体育馆，“前三届都是中央的出版社，第四届外地的出版社开始过来了。第五届我们正式邀请了全国的出版社来参加，地点挪到了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因为工体馆已经放不下了，而这个会议中心能住一两千人。第六届都邀请完了，结果这座楼让香港老板买走了，临时通过中央党校的领导协调，趁着党校放假，而时间也自此基本固定到了每年的元旦过后。”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了经营管理委员会后，黄国荣成为负责人兼秘书长，一直到2012年第2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他都是带头人。除了场地上遇到的困难，在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发展初期也遇上过其他各种问题，在第五届到第九届中间还曾出现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两家各自举办订货会唱对台戏的情况，直到第十届两家开始联手主办，“这一届之后中央党校也盛不下了，11届到了丰台体育馆、12届到了农展馆，还是盛不下，从13届开始进入国展，一直到现在。”
1999年
坐标→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今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共有2369个销售展台，比上届增加了17个，其中标准展台293个，特装展台2076个，参展单位737家，其中出版单位590家，民营单位137家，港澳台70余家也有图书参展，邀请全国新华书店、民营书店、专业书店、图书馆3000家，编辑馆配可供书目15万种。在全面展示50万种2016年以来的新书、精品书的同时，还将展示一批新技术应用产品和出版方面的软件。从第一届的44家出版社参加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北京图书订货会不仅仅是场地变大，在活动内容上也不断拓展，“在第十届之前，出版社三分之一的订货都在这个会上完成，当时大家都是自办发行刚起步，出版社都非常欢迎，大家在一起一点点摸索规律完成历程。进入国展之后，订货会开始真正上了一个台阶，并不断开拓创新，比如2004年请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海外华文书店，中国进出口公司作为合作单位负责承接发运，实现了一条龙服务。2005年设置了民营书店展厅，2008年有了图书馆采购中心。我们还发现全国有许多背着稿子来找出版社的人，于是增加了版权交易的内容。经过大家努力，北京图书订货会成为中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效果最好、影响最广的订货会，成为出版界书业界不可缺少的活动。”说到这里黄国荣不无骄傲。
2017年
坐标→“老国展”
“2006年第20届的时候，有记者问我，北京图书订货会能火多久？我说，想火多久就多久，关键看主办者能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能不能为行业服务，能不能帮行业解决问题，如果能做到这些，它会永远活下去。”两年之后，位于北京顺义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投入使用，位于三元西桥的场地成为了大家口中的“老国展”，这个名字与中国历史最久的图书订货会在气质上颇为登对，而它也持续见证着中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的成长进步。“现在基本是图书寄销，所以订货会订货的功能减弱了，当然大家也要来看看书的好坏，但更重要的是社店之间需要面谈交流，”黄国荣认为，行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探索是目前北京图书订货会的主题，“中国图书发行制度怎么走，社店怎么合作，研究行业怎么发展，这个核心问题是永远研究不完的，想跟上社会的步伐，整个行业的人就必须有这样的机会坐在一起研究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