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企图结合中西印刷术的人，是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他以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十分了解中西印刷术的不同，利玛窦等人都曾在他们的书中谈过，相较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要铸造几万个中文单字的金属活字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中国无法使用西方的活字印刷术。马礼逊准备来华时，看过天主教传教士的许多著作，他应该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但是，他于1807年来华后，面临和天主教传教士非常不同的困境，既无法进入内地，也不能公开传教，便想出替代性的法子，到处散播他称为“无声传教士”的印刷品向华人传教，也因此，印刷出版成为鸦片战争前基督教在华的主要传教工具。在马礼逊的带领下，初期的对华基督教传教士尝试过中西多种印刷方式，如木刻、石印、铸版、西式和中式的活字等等，他还自费在澳门（后来迁到广州）经营一家印刷所，使用石印和活字印刷，又进一步想结合中西印刷术为一。
1834年3月24日，马礼逊从澳门写信给在广州的儿子马儒翰（John R.Morrison），谈论自己结合中西印刷术的想法和试验：
希望你以中文金属活字做个试验，确认能否如同中国人的方式，以手工使用刷子和油墨刷印。……我急于知道是否可以不用欧洲印刷机来印刷中文。
我近来试过以中国刷子刷印，也相信这是相当可行的，随附一份样张给你。
我已订了一些木板以备刻印，……如果你能为我准备一副铁制组版架、一些楔子和一支木槌，就可以组成我旅行印刷用具的一部分，还需要带一点印墨，其他如纸张、刷子在中国到处都有。
我几次尝试以油而非水和中国人的印墨混合，他们的水性墨很差。
马礼逊手头是有印刷机的，但是为了便于生产传教印刷品，他试图以中式刷子取代西式印刷机，并以西式油墨取代中式的水墨，再带上其他必要的用品，形成随身携带的一组印刷工具，准备前往各地随时印刷散播。马礼逊自认这种方式可行，也动手尝试，还将样张寄给马儒翰，要儿子进一步试验。
1834年4月1日，马儒翰回覆父亲，表示将依照吩咐进行尝试。但是，那阵子马儒翰正忙于其他事，在父子接下来的通信中，两人都没有再提到这件事，而马礼逊随即在四个月后的1834年8月1日病故，马儒翰也收拾结束了自
家的印刷所，于是马礼逊结合中西印刷术之举不了了之。
在马礼逊过世17年后的1851年，另一位基督教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也想到了结合中西印刷术的点子。理雅各原来并不喜欢印刷，鸦片战争前他主持马来半岛马六甲布道站，曾埋怨布道站附设的印刷所只会浪费他的时间，他甚至将全部西式印刷机具都送给新加坡布道站。鸦片战争后他转去香港主持伦敦传教会的当地布道站“英华书院”，因为自己接连有著作要出版，他改变了对印刷的态度，而积极主动地管理布道站附设的印刷所。
英华书院的印刷所经营的是西式印刷，并且自行铸造生产西式的中文活字。但是，理雅各在1851年4月22日写给伦敦会秘书的信中，大谈自己的新主意，说是已经向伦敦的供应商订购一打毛刷，准备用来取代印刷机，以毛刷和中国墨水刷印金属活字组版。理雅各认为这将大幅度降低印刷的成本，估计一本170页的书印5000本，西式印刷的成本约275元，改用毛刷和中国墨水后，只收费200元却仍有利润等等。
理雅各的目的和方法不同于他的前辈马礼逊。马礼逊是企图四处印刷散播传教书刊以逃避中国官府的追查，理雅各则纯粹考虑经营成本的损益。在方法上，两人都想以轻便的刷子取代笨重的印刷机，但马礼逊宁可使用西式油墨，而理雅各则要改用中国墨水。
理雅各没有后续报告自己揉合中西印刷术的结果，另一位也是伦敦会的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却替他说了。1852年2月23日，合信写信给伦敦会秘书讨论印刷，其中提到了理雅各的试验，说是理雅各在几个月前进行以毛刷和中国墨水刷印金属活字的实验，由一名中国印工尝试了两三天，效果很差而归于失败，原因有三：第一，易于流动的水性墨充满在活字表面；第二，左右来回的毛刷动摇了排列整齐的活字；第三，粗短的刷毛损害了活字上细致的笔画。合信表示，由此看来印刷机还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理雅各得到了中西印刷术难以结合兼用的教训，没想到13年后居然有机会以自己的经验指点有着同样想象的中国人。1864年2月24日，他写信告诉伦敦会秘书关于印刷所的事务，提到了广东巡抚的一名儿子到香港参访英华书院附设的印刷所，并在详细考察了三四天后购买了一批活字，表示将用于印刷巡抚衙门的告示等等。理雅各提醒对方，必须同时配备一部印刷机才行。巡抚的儿子却认为以中国刷子和墨水即可刷印活字。理雅各告诉伦敦会秘书，对方必然会大失所望，又盼望这项预期中的挫折不致于让对方打消以西式活字取代木刻的计划。
理雅各并没有指出那位广东巡抚的姓名，但郭嵩焘从1863至1866年正在广东巡抚任上，理雅各说的应该就是他了。郭嵩焘早先于1856年参观英华书院在上海的兄弟印刷所“墨海书馆”，也在日记中详细描述墨海印刷机的构造与运转，因此他对于西式印刷多少有些了解，而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位的香港之行也很可能是奉他之命。但何以只买活字而舍印刷机不顾，这些活字是否真用于印刷衙门公告，其结果又是否如理雅各预料的那样让郭嵩焘的儿子大失所望，都还有待查考。后来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曾经参观《泰晤士报》的印刷所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所，也分别记下了两处的工作详情，不知当时他是否还记得十二三年前自己或儿子想要结合中西印刷术的往事？
中西印刷不仅技术不同，经营形态也随之大有差异。中国的木刻印刷成本较低，而且印完后刻板可以收藏，需要时取出再刷即可，因此不需多印，以免积压成本和多占仓储空间。而西方活字印刷成本原已较高，一书印完后通常即拆版将活字归位，以便重复使用而节省成本，一书若要再版即需重新再做检字、排版、校对、付印与装订等工序，所以通常印量较大，以降低平均单位成本和售价，并减少再版的麻烦。只有经典和畅销书才会保留活字版，因为这类书的内容难得更动，而且会一再重印供应市场的需要。以上这些差异在这两种印刷术于中国交会的初期，使得一些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产生了误会。
鸦片战争结束后，美国长老传教会于1844年在澳门建立了一家印刷所“华英校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以西法铸造的中文活字排印传教出版品。由于大小和字形划一，又使用油墨，印成的版面整齐精洁，传教士表示书房的产品经常获得当地官员和文人的赞许。
1846年4月间，一桩特别的生意上门了。当地一位喜爱华花圣经书房中文活字的张姓官员（传教士没有说明这位官员的名字与职位），带来一种中国史书的抄本，希望传教士以活字为他印刷50部。华花圣经书房经常为外国人印书或文件，这却是第一次有中国人要求代印，于是传教士在1846年4月25日的布道站会议中讨论本案。
赞成代印的意见认为，此举可增进华花圣经书房及其活字在中国人当中的知名度，同时书房只印过传教图书，代印此部中国史书有助于测试书房活字的完备程度，而且此举不致妨碍传教图书的印刷，因为书房存书尚多，一时也没有重要待印的书。
反对代印的意见则认为，此项代印根本不属于传教工作的范围，何况此书内容有许多中国人的传说寓言，代印将有可能被人视为传教士赞同这些传说寓言。而且此书篇幅不小，代印工期约需8个月之久，其间若有重要传教图书待印将造成困难。
传教士讨论后郑重其事地进行记名投票，出席的5人中，赞成代印者4人，反对者只有1人，于是通过决议：只要张姓官员愿意付出合理代价，即为他代印。传教士随即将代印的决定和价钱通知张姓官员，不料却从此没了下文。一个月过后，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Lowrie）于1846年5月30日写回美国的信中表示，张姓官员不会再要书房代印了，因为他尽管喜爱书房的活字，但一本书以西式活字只印50部，单位成本之高吓阻了他付印的意愿。
张姓官员肯定是从自己习以为常的木刻板印的观念设想，认为成本应当不会太高，何况只印50部而已。他不知道西式活字印刷的成本较高，印量通常要大，才能降低单位成本。例如同一年（1846）华花圣经书房代印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Robert Thom）的《正音撮要》一书，篇幅186页，前后花了9个月时间印成500部，收费259.75元，单位成本是每部0.5元稍多。如果罗伯聃也和张姓官员一样只印50部，则每部成本即使不至于正好高达10倍，也会是接近的了。可惜的是，传教士的信件并没有写出为张姓官员代印的预定价钱。
从马礼逊、理雅各、郭嵩焘之子到张姓官员，他们身处中西印刷术交会的初期，各自想象结合两种印刷术的可能性。在这四个人以外，应该还有更多的人曾有类似的念头和行动，例如1873年12月13日上海《申报》的头版刊登社论“铅字印书宜用机器论”：
顷闻苏杭等处，来申购买铅字者，接踵而至，但购买印书机器者，未闻有人。不知铅字集成之板，若无机器，仅用人工，诸多不便。……既不惜铅字之费，万勿惜机器之赀，是本馆所厚望于购买铅字诸君也。
既然说买活字者多，而没有人买印刷机，这显示在1870年代的中国，有些印刷业者确是中西混用，以刷子刷印铸造的中文金属活字。刷子当然并非绝对不能用于刷印西式活字，只是效果和印刷机无法相提并论罢了，对于一向习惯于西式印刷效果的马礼逊和理雅各等西方人而言，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所以一试即罢。但是，19世纪初中期没见过西式印刷或见得不多的中国人，无从比较也不会计较刷子和印刷机的不同效果，他们见到的是以刷子取代印刷机的简便和经济。何况中国传统的活字排印本来就是使用刷子的，因此《申报》社论所说买活字而不买印刷机的情形其实并不离谱，而是中西印刷术交会初期混用双方工具的一种过渡现象。
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式印刷术在中国日渐流行，进口的印刷机日益增多，后来又有自制的国产印刷机，西方印刷术终于超越并进一步淘汰了传统的木刻印刷，也不会还有人想要以刷子来取代印刷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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