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与国际的交流交融交锋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1980年到外研社编辑部工作，1993年3月任外研社和音像社社长，1994年兼任总编辑。2005年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兼外研社社长。2007年3月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副总裁，2009年12月出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2010年底任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2011年至今任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为中国出版发声

　　从2011年当选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至今已5年有余，李朋义认为“这是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除参加中国版协会议和行业评审工作、为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外，在推动中国出版协会与国际出版商协会交流，特别是推动中国版协加入国际版协方面，李朋义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年4月伦敦书展开幕前一日的国际版协大会上，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CEO阿诺德·诺里的发言直指国际版协主席理查德·查金：“你会为推动中国版协加入国际版协而后悔的，你应该看看中国在发生的事情。”当时所有在场人士一片愕然，李朋义当即用中文提问：“法国是出版大国，中国也是出版大国，法国能加入国际版协，中国为何不能加入？”当时诺里表示听不懂中文，李朋义又用英文复述一遍，同时建议诺里“学学中文，因为阿歇特在中国办的合资出版公司经营得不错”。当李朋义向记者讲述这段经历时，难掩对中国持有偏见的西方国家做法的义愤填膺之情。

　　“像这种较量今后还会经常出现”，李朋义表示。作为国际版协执委会成员，李朋义每年要参加两次国际版协日常会议。“国际版协里的有些人对中国抱有偏见，有些人对中国的发展视而不见，还有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对此，“我们应当多到国际舞台上去介绍和展示我国出版业的真实情况，为中国出版界发声”。李朋义不赞成那些在中国出版市场上赚钱，到国际出版市场上去“骂人”的做法。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国际出版进入中国，这种双向交流的愿望很强烈，而且双向的文化交流比较充分，但是文化交融还任重道远，因为交融是各种思想、各种价值观的相互包容，现在还差得很远。而随着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范围加大、程度加深，发生争议和冲撞的可能就会越多。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与国际社会打交道。”李朋义指出，“坚持我们的原则，维护我们的立场，该合作时友好合作，该较量时寸土不让。中国版协从柳斌杰、邬书林到每位成员对此都有一致的信念。”

　　中国加入国际版协的功臣

　　谈起中国版协加入国际版协，李朋义表示，国际版协主席查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议中国版协加入，组织会员大会投票，最终以49票支持、30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决议。其中，以英美两国版协为主的成员单位给予了极大支持。在他的努力下，伊斯兰国家的出版协会也加入了国际版协。

　　李朋义表示，中国版协加入国际版协历经三十年艰难历程。早在20多年前，他在外研社担任社长时曾邀请当时的国际版协主席来华并访问外研社，向她们介绍中国出版业的情况。近年来与国际版协的高层，包括上一任主席池永硕、现任主席理查德·查金以及下一任主席迈克尔·科曼均保持密切联系，在业务交流与合作中成为亲密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向他们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的情况。李朋义指出，中国版协理事长柳斌杰、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都对中国加入国际版协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中国众多的出版人也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是一个出版业发展成熟的大国，有广泛的影响力，已经与全球190多个国家有广泛的合作，”李朋义转述查金的话：“国际社会离不开中国，没有中国的加入，国际版协就是不完整的。”他对中国持有的坚定立场，扫清了中国版协加入国际版协的障碍。

　　消除误解

　　李朋义指出，目前国际版协对中国出版业的误解主要集中在所谓“出版自由”和版权保护等方面。

　　“对于出版自由，可以从几方面来看。首先，从立法上讲，中国在宪法中对出版自由有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禁止出版自由。中国的出版企业在宪法允许范围内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法律要求。二是从出版实情看，中国出版企业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充分地出版，外国出版机构与中国出版机构的合作也非常充分，包括从1980年代开始的资本层面的合作（如IDG、人民邮电出版社和艾格萌公司合资成立童趣出版公司、阿歇特和凤凰出版集团成立合资出版公司）、项目层面的合作（如外研社和麦克米伦教育集团、圣智学习出版集团与人教社以及麦克米伦与高教社合作出版英语教材）以及版权的双向合作。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对民营资本放开发行市场，大量的民营公司从事图书发行工作。同时大量的文化工作室开始与出版社开展了很多的项目合作，如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金星国际教育集团、志鸿教育集团等民营企业的年销售码洋都高达10几亿、20亿元。”

　　“对于版权保护，中国在加入伯尔尼公约组织之前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在加入后已经有很大改观，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到民间出版机构建立了庞大的打击盗版联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得很好。”李朋义指出，“反过来，现在世界上出现版权保护问题最大的还是在西方，如亚马逊、谷歌、苹果等公司利用掌握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侵犯作者以及出版者的权益，大量免费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内容，仅对很小部分的内容支付极低的费用或版税，这是作者和出版者都不能接受的。目前国际版协正在与这些公司进行谈判，争取合法的权益。”李朋义表示。

　　中国出版国际化的三步棋

　　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召开的国际版协大会上，中国有4位出版人首次进入国际版协，李朋义出任国际版协执行委员会委员，于春迟、林丽颖、于洋分别出任教育出版论坛委员会委员、版权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出版自由委员会观察员。

　　李朋义表示：“把中国年轻的出版人推到国际舞台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有64个成员国的国际版协的20多位执委之一，他指出，中国加入国际版协的4位委员，将履行代表国际版协与各国政府协商、敦促在教育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及出版自由等方面的发展并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

　　为加强与国际版协的交流，李朋义表示，今后中国版协每年都会邀请国际版协的高层来华，向他们介绍中国出版业的最新发展。每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两大协会将共同举办论坛，明年的伦敦书展上，将通过出版英文专刊的方式，集中介绍中国的农家书屋工程、全民阅读工程以及公共图书馆建设等内容，增加对外宣传的力度，这对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非常重要。

　　在中学时因为作文写得好，语文老师经常鼓励他长大了去当黄骅县广播站的土记者。李朋义说，能够写出好文章拿到广播站念出来，这是他对出版最初的认识。北外毕业后留在外研社做编辑，每当同学聚会时，总有同学问他“班长，你还在推油墨辊子印教材吧？”（当时的小语种教材采用刻蜡版、油印机印刷），那时他对出版业还是模糊不清的认识。到36岁当社长时他开始认真思考出版，才认识到，出版是对人类文明的选择、加工和传播。出版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出版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商业活动来传播文化、知识和文明，正是由于它是一种商业活动才有永久的生命力。这时他对出版的认识才日渐清晰。李朋义表示：“直到后来得了韬奋出版奖，我进一步认识到，出版是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活动，可以教育人民，引导社会，推动发展。文化是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出版物是有生命的，有灵魂的，传播文化也应是出版人终身的事业追求。”

　　李朋义表示，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成果离不开中国出版走向国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给国际出版界提供了广大的舞台，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人得到了国际出版界的认可。

　　要进一步树立中国出版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他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继续加强交流，目前中外的交流还不够充分，交流最主要的是存在文化差异问题。文化交流充分了，可以避免误会、消除误解，甚至可以避免战争。现在的中东问题以及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实质上都是文化战争。二是中国出版人缺乏既懂中国文化又懂国际文化，既懂外语又懂国际规则，能够融入国际社会的人。我们应当培养一批这样的人才。三是用英语出版，增加面向国际市场出版英语读物的品种和数量。目前我国针对国际市场的出版物还远不成气候，如查金所言，像爱思唯尔、企鹅兰登、阿歇特原本只是荷兰、德国和法国公司，都主要用英语出版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的出版企业如果有几家大量出版国际市场的英语出版物，进入国际出版界就会更容易。

　　最后，李朋义指出，国际文化传媒业总体呈现一种态势，即文化交流比较充分，文化交融还任重道远，文化交锋将日趋激烈。作为出版人，我们应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在与国际社会打交道时，坚持我们的原则，维护我们的立场，向国际同行展现中国出版的良好形象。

　　12月6日，一场以“聚焦中国”为主题的国际出版沙龙在位于北京的外研社大厦举行。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理查德·查金作了“国际出版与中国”的主旨发言，多位中国出版界人士介绍了中国教育出版的数字化、翻译行业的发展与机器翻译的未来、翻译出版的发展、出版企业的国际化、图书电商及实体书店的发展、少儿出版的国际化等方面的情况。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出版的了解成为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借此契机，记者采访了对中国版协加入国际版协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两位重要人物，畅谈对中国出版如何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树立中国出版的国际形象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