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真亦侠亦温文 ——鲁迅先生北京故居探访记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中央党校进修部第66期文化班的30多位同学，相约来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的鲁迅故居，集体凭吊这位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文化巨人。

　　这是一座青瓦灰墙的小型四合院，穿过开满丁香花的前院，走进鲁迅先生的书房兼卧室，一间朝北的小屋，不足9平方米，东墙下是一张三屉桌，上面摆着笔砚、烟灰缸、茶杯、闹钟，等等，最醒目的是一盏老式的高脚煤油灯，桌前，放着一把旧藤椅。东墙上方挂着两幅图片，一幅是画家司徒乔的速写《五个警察一个〇》，描绘的是5个如狼似虎的警察正在追打一位衣衫褴褛、牵着幼儿的孕妇，鲁迅在一次画展上买来这幅画后，便一直挂在书房里，虽是小小的一幅速写，却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书房主人鲜明的爱憎与关切：同情贫弱百姓的疾苦与不幸、憎恨黑恶势力的欺凌与压迫。另一幅则是鲁迅的恩师——藤野先生的照片，据说是留学日本的鲁迅决定弃医从文时藤野先生所赠，背书“惜别”二字。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青年鲁迅在内心深处完成了他人生理想与价值观十分重要的一次转折：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最要紧的事在于改变精神的，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

　　与藤野先生辞别后，终其一生，鲁迅都夜以继日，手持着文艺的“手术刀”，不停地解剖着愚弱的国民性，以求“改变其精神”，强健其魂魄。在这间简陋的斗室之内，鲁迅生活了800多个日日夜夜，每当夜深人静，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之余，当他抬头凝望藤野先生消瘦的面庞时，除了涌上心头的敬重与怀念，还当从恩师镜片后面透出的温煦的目光里，感受到恳切的期待与嘉许，正如鲁迅自己的文章所言：“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1912年5月5日，鲁迅自南京北上，在北京一共生活了14年，其中，1924年5月25日至1926年8月26日，两年又3个月的时间，鲁迅居住于此，在这座小小的四合院里，他先后创作了200余篇作品，包括《野草》《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等著名文集中的大部分以及大量的翻译作品。作为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的奠基人和开路先锋，鲁迅在文学与思想上的成就，当足以告慰藤野先生的厚望与期许。

　　斗室的北窗下面，是鲁迅先生的床铺，两条长凳搭着一副床板，床上垫着薄薄的一层褥子，床下还放着一只竹篮子，故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那是鲁迅为防不测而备，一遇危险，可以装些必要的日常用品立即离去。北方冬天的严寒是先生不得不面对的，而民国初年京城严苛的政治与文化气候，更是先生所不得不防的。

　　在阜成门内的小院居住期间，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查鲁迅先生简要年表：1925年8月14日，鲁迅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26年3月25日，赴女师大参加“三一八惨案”死难者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26日，因《京报》披露段祺瑞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50人之密令，离家往莽原社躲避，后由莽原社转移至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继续避难；1926年3月30日作《记念刘和珍君》；1926年4月15日，因直、奉联军入北京，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在各外国医院避难，至5月2日返家，恢复正常生活。

　　与之相关的事件还有：1926年4月26日，《京报》创始人邵飘萍被枪杀；1926年7月8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

　　面对章士钊的加害，鲁迅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诉状，控告其违法，终得以胜诉；面对军阀的屠刀，鲁迅怒不可遏地控诉：“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面对屠刀下40多位青年的尸骸，鲁迅出离了愤怒：“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犹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武夫当道、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年代，身为作家和讲师的鲁迅，一介书生，怒目挺身，用果敢决绝的行动和言语，呈现出真的猛士与英雄侠客之风采：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走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纯真年代，品尝过“从小康坠入困顿”的世态炎凉，少年时期的鲁迅仍然意气风发地以“戎马书生”自许，曾用笔名“戛剑生”，以战国时期“弹铗长歌”的齐国义士冯谖自况；23岁时，鲁迅在东京断发明志，加入了光复会的前身、反清团体“浙学会”，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血壮歌；26岁时，鲁迅在仙台退学，弃医从文；38岁时，第一次署名“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用“吃人”二字揭示中国几千年宗法制度与旧礼教的本质；1918年冬，作短篇小说《孔乙己》；1919年春，作短篇小说《药》；1918年夏，发表杂文《我之节烈观》；1919年秋，发表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于中国的婚姻、家庭、伦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与批判。40岁以前的鲁迅，已经初步实现了他在仙台告别藤野先生时立下的青春誓言：以笔为刀，仗剑天涯；路见不平，拔刀相向。

　　40岁时，鲁迅已身兼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多所高校的讲师，此后，又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巅峰期；41岁，中篇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42岁，作小说《端午节》等；43岁，小说集《呐喊》出版；44岁，作小说《祝福》《在酒楼上》等；45岁，作小说《伤逝》等；46岁，离京赴厦门大学任教，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小说集《彷徨》在京出版。40岁以后的这7年间，鲁迅的笔锋越发犀利睿智，时而冷峻、时而激昂，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先生笔下讽刺、批判过的军阀和文痞们，对鲁迅先生忌惮、憎恶之极，以致咒骂先生为“学匪”“土匪”，鲁迅听闻，索性把自己不到9平方米的书房兼卧室称为“绿林书屋”，幽默之外，仍是豪侠之气。

　　阅读北京时期鲁迅先生的作品，其小说中的人物：狂人、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等，举手投足，真切鲜活，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总是充溢于先生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说，鲁迅是中国现代第一位真正以贫苦百姓为故事主角的文学家；小说之外，其杂文，常常如投枪和匕首，刺向恶势力，横眉冷对，毫不容情；其散文，却每每发出“至诚与温煦之声”，批判之外，常有对于民族、时代、社会、人生等深微的关怀与慈悲。一言以蔽之，“亦真亦侠亦温文”——虽然不尽全面，似乎也能概括出鲁迅先生为人、为文的几个侧面。

　　从鲁迅先生卧室的北窗望出去，小小的后院，花木葱茏，按照故居工作人员的介绍，这里也曾是鲁迅的学生们嬉戏玩耍的地方，当年鲁迅还在这里养了一只刺猬，他的学生许广平和同学们也曾在此一起逗弄小刺猬，因为许广平在学生运动中的勇敢表现，鲁迅还即兴为她画了一幅小刺猬的漫画。此刻，风儿吹过后院的榆叶梅，唰啦啦的枝叶声里似乎还夹杂着当年师生们轻快的笑语欢声。

　　一同瞻仰故居的30余位同学，几乎每个人的青少年时期都是读着鲁迅先生的作品度过的。现如今，走进这方小小的院落，花花草草，角角落落，总觉得如此的熟悉和亲切，仿佛曾经来过。走出故居时，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回到书房，重新温习一遍鲁迅先生的著作。斯人已逝，文章千古，八十春秋，民魂永驻。也许，此时此刻，重温先生的思想与文字，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所迫切需要的，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先生毕生之理想与遗愿最好的继承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