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还有多大的成本压缩空间？

在地方重视降成本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近日刊发的对企业垄断成本调查的文章也明确指出，在煤、油等原料成本稳定甚至下降的背景下，来自水电热气等垄断性行业的成本仍然“坚挺”。

　　当前，面对降成本方面遇到的各种困难，该如何有力地推进降成本措施，以及降成本对供给侧改革将产生哪些影响等。记者带着上述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

　　记者：您觉得目前哪些成本过高?

　　张杰：成本高的问题，我归纳为典型的“八高”现象：制度性的交易成本高;税负、税费高;劳动力的供给成本高，包括五险一金的社会成本等;高额的融资成本;能源成本高;较高的物流成本;相对高的土地成本;汇率成本高等。

　　目前不仅是传统制造业的成本高，各界对成本过高给高新技术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认识也不足。举例来说，近期外界热议华为是否会迁出深圳。事实上，在此之前，美、日、德等国在深圳投资的企业，都有迁出深圳的情况，这对深圳的发展产生挑战。

　　其中一个典型的原因就是深圳的房价涨得很高，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比如，一个企业有几十万的员工，由于深圳房价高，所以买不起深圳的房子。企业若要把员工留在深圳工作的话，就要给他们很高的薪水，来弥补由于房价带动的一系列连锁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成本高企的情况下，大企业也不堪重负。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本身肯定是希望整个生活、社会、房价等成本能够更低，对高技术人才更具吸引力。

　　记者：您觉得中国降成本的空间有多大?

　　张杰：中国降成本的空间很大。据我估算，中国整个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平均可降低20%左右。有报告指出，中国某些传统业综合生产成本已经和美国相差无几，所以中国想要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必须通过综合的改革，使制造业不合理的成本因素去除掉，最终应该会大幅度降低。

　　举例来说，中国的纺纱业以前也是具有出口优势的行业，曾有研究者将在美国办纱厂的成本和在中国办纱厂的成本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在降成本上仍有很大的空间。比如税收成本、能源成本等，通过对比发现，电价、电费都较美国高。这样来看，一些传统制造业成本降低20%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当然实现20%的降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记者：既然降成本空间很大，那您觉得具体应该怎么降?

　　张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降成本既有短期任务，也有中长期任务。这需要系统性地从“八高”入手来降成本，而不是某一个方面进行降成本就可以了。

　　具体来讲，短期来看，中国某些制造业行业成本高，对其进行针对性的结构性减费降税政策，能够使他们在短期内有稳定的预期收益，激发起投资的动力和活力。但是减税降费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直降费财政也承担不了。“冰山”下更大的问题是“八高”，这需要进行综合性的改革，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于这八个方面，有些方面降1%，有些方面降2%，整体上降成本的幅度就大了，综合优势形成以后，中国的产业就能够实现在全球有持久的竞争力。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从减费降税来说，也不仅仅是短期的任务。先从短期来看，采取结构性的减税政策，针对制造业特定竞争优势快速弱化的行业进行结构性减税，例如，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尽快将“营改增”推广和落实到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但从长期来看，整个税负的降低与国家的行政体制、税收制度的改革紧密相关，这又涉及到中长期问题。

　　记者：近期，《人民日报》刊发的对企业垄断成本调查的文章也明确指出，在原料成本稳定甚至下降的背景下，来自水电热气等垄断性行业的成本仍然“坚挺”。这和您讲的“八高”中的能源成本高也相关，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张杰：国有企业为主的垄断企业对中国制造业高成本的影响不可低估。国有企业层级较多，管理体制相对僵化，这也导致本身就需要高昂的管理成本和人力成本支出。并且，许多国有企业在产业链的上游，是用电用水的供应商，国有企业运行成本高的情况下，水电等的价格也变高，也导致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变高。

　　需要切实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真正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负担。首先，真正落实当前制定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方案，进一步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得汽油、电力等能源价格切实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加快在趸售电价、留存电量价格、直购电和富余电量消纳、天然气直供、天然气经营企业成本监审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降低。

　　同时，需要真正打破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国有垄断体制，优先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引进到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国有企业，进行减少管理层级的现代公司体制改革，通过经营成本和垄断成本的降低，来进一步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