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六大规律及未来趋向

建立在对“十二五”发展经验的全面总结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作出的回答是:“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前线》杂志发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文章表示，认识中国经济规律可以使我们把十分难以理解的秘密，变成十分简单明了的道理。历史告诉我们，以往的失败就是自己瞎折腾，未来的中国之路不能再瞎折腾。认识并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就不会瞎折腾。    　　一、认识规律    　　文章称，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没有一个尽善尽美的体制，只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一直在探索并将继续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之路，是一个不断挑战与不断应战的螺旋式上升之路。如果要真正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路，需要认真地思考和总结已经展现给我们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呢？怎样反映过去六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这一规律的总体认识？这包括几个方面：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认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国情依据。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并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此时中国是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属于世界低收入水平、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该报告还前瞻性地指出：中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指出，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当前，中国已进入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高人类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HDI指数大于0.700）阶段。未来时期，中国将向世界高收入阶段、极高人类发展水平（HDI指数大于0.800）阶段迈进，尽管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但是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既不同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相融合、相促进的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中国作为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直到五十年代初才开始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它的初始条件、发展起点和发展过程既不同于西方的私人现代化，也不同于苏联式的国家经济现代化，而是经历了先是五十年代的国家工业化，改革开放后的混合工业化，这包括城镇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国家工业化（国有经济）与私人工业化（非国有经济），再到21世纪以来的“新型工业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以及“四化同步”，即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未来还是“五化同步”，包括了“绿色化”。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同时完成发达国家花费几百年时间所先后完成的“四化”，还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创新中国特色新型“五化”。    　　创新发展、跨越发展。中国一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落伍者，曾是“一穷二白”的国家，又作为世界性科技革命的追赶者，是实行自主创新政策的极少数发展中国家之一。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跨越式发展和自主创造发明的思路。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实行了“科技立国”战略、“科技兴国”战略、“自主创新”战略，现在又在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历了通过对外开放实行“拿来主义”方针，利用了“后发优势”，鼓励本国技术再创新（包括引进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等），提倡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实现了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明专利申请第一大国、国际发明申请专利第三大国，从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追赶者成为创新者、并驾齐驱者，在某些方面正在成为引领者，并为21世纪世界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先富论”到“共同富裕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既要利用不平衡性，又要解决不平衡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富论”阶段（1978-2001年），以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出“先富论”为标志，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现代化“两步走”为核心目标，并如期实现了这一目标；二是转向“共富论”阶段（2002-2020年），或向共同富裕方向的过渡阶段，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为标志，逐步消灭贫穷，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代”，再到党的十八大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三是2020年之后全面迈向共同富裕阶段，即“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阶段，可以简称进入“共富时代”。这是中国道路的基本方向，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发展主题、最核心的发展目标和最大的发展任务。    　　对外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对外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国策，建立开放型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从1978年之后，先后经历了从封闭到半开放，再到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全面开放；从采取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资，让世界投资中国，到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实行“一带一路”战略，让中国投资世界；从建立外向型经济到建立开放型经济，再到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从参与地区治理到参与全球治理，带头大力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特别是带头推动互惠签证）和互联互通，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第29位；到2013年，中国取代美国从1913年以来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的地位，已成为世界140个国家或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处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一个与世界共命运、共成长、共繁荣的中国，其自身的定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发动机、世界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世界贸易（货物和服务）的最大市场、世界创新的最大贡献者、世界经济治理改革的领导者。    　　因此，经济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经历了六十多年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的不断试错的过程，我们对中国现代化与经济发展这个“自由王国”的改造，越来越符合中国基本国情与经济发展规律这个“必然王国”，至少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减少失败的概率，大幅度提高成功的概率。    　　二、把握未来    　　文章指出，认识中国经济规律可以使我们不但更好地了解过去，还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0月18日在访英前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再次引用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挑战－应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因的论点，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回旋余地，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化，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光明。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总体基本方向没有变，既有时（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又有势（处在全球上升通道上）；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既有动力，也有压力。但是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机遇大于挑战，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    　　从不利条件看，“十三五”时期各类矛盾凸显，这与中国超高发展速度、超大规模社会转型特定背景有关。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增长回落，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外需严重不足，存在着各种财政金融等风险，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又面临着许多产业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又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和社会压力，工业产品价格指数(PPI)持续下降，通缩预期上升，各类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社会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侵权违约、假冒伪劣、排放污染等屡见不鲜。    　　社会矛盾凸显。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在发展进程中，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类人群正在发生深刻分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较差距仍然较大；各地区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仍然是世界上差异最大的国家；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改善，但城乡之间、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仍有很大差距；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但仍存在巨大的社会养老负担，还缺少必要的社会养老服务；总人口进入稳定低增长阶段，但面临着严重的少子化趋势，对未来时期的教育、劳动就业将会产生深远影响；十几亿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质量、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巨大需求与有限供给形成基本矛盾，也形成巨大的公共财政压力。    　　人与自然矛盾凸显。随着中国人口规模、经济总量、贸易总量、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无论是资源、能源、人口承载能力还是生态环境的容量、质量都接近或达到极限，成为越来越大的强约束、越来越紧的紧约束，即使大量进口能源资源也很难缓解这一根本性、深层次矛盾，必须实行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    　　从有利条件看，中国经济总体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在从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已经从中高人类发展水平向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从富裕型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向更富裕型（恩格尔系数低于30%）迈进（2015年全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0.5%）；从经济发展速度看，中国仍处于经济起飞过程；从人口结构来看，人口红利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从增长动力来看，仍然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从增长需求来看，消费需求将大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更多体现了有效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需求；从增长来源看，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无论是技术创新、供给创新、市场创新，还是劳动力和人才培养竞争转移流动，都会使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从增长效率来看，经济体制改革都会有效地改进各类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资本等更加有效配置；从增长效益来看，不仅促进了经济效益，而且还促进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的提高。    　　经济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发生质的变化。从生产结构变迁看，从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需求结构变迁看，从投资为主、消费为辅转向消费为主、投资为辅，特别是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率，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使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从就业结构变迁看，从农村劳动力为主转向城镇劳动力为主，继续提高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等就业密集型、技能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    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在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从加速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加速高新技术和新兴战略型产业转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机器人制造、绿色制造、3D制造、数字化制造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制造业国、制成品出口国，但还不是世界工业强国、制造业强国、中高端制成品出口国。此外，中国在那些资源密集、重化工业以及中低端产业方面，出现严重过剩。这就需要提出新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大体需要用三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城镇化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正在从土地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变，从“一市两制”向“一市一制”转变。今后的城镇化，就是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人口转移居住地，农民工和流动人口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到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还有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人与自然关系进入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阶段，从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转向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生态盈余增长期、环境污染与治理相持期。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投资建设（仅环保行业总投资就达到3.5万亿元），“十三五”时期还会进一步加大投资（预计仅环保行业总投资达到10万亿元），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大幅度减少，同时大力改善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质量，有效控制各类环境风险，基本形成主体功能区、生态安全屏障，并对世界生态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面对外开放，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到鼓励中资“投资世界”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增长点，拓展了“一带一路”战略路线，获得了各种稀缺战略性资源，创造了“无限大”的发展空间，创新了中国独特的“共赢主义”（即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建立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国际经济政治治理结构及机制，更加发挥全球领导者作用，有效及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全球金融、能源、粮食食品、网络、生态安全等等。全面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政治经济的全球影响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地区事务主导能力，增强国家对外软实力。全面贡献人类发展，这包括经济贡献、贸易贡献、创新贡献、绿色贡献、文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