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滑，积聚“新动能”过四关

6.9%——中国2015年GDP增长数据公布后，尽管早已被打了预防针，外界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下滑还是备感惆怅。中国25年来最低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这个世界经济引擎的功能有恙，可能连带波及到其他国家的中国商机，中国的原料采购会缩减吗，中国的海外投资会降低吗？各国疑虑重重。

  　　美国《侨报》1月22日载文《中国经济下滑，积聚“新动能”过四关》，文章说，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变，数据的变化仅是表层之变，更深广的变化还隐藏在数据之后，有风险，当然也有新机遇。外界与其担忧这担忧那，不如直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变轨，细致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从而调整与中国的生意经，化被动之变为主动之变。    　　那么，中国经济下滑是遇到了哪些困难？投资过剩，造成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量大，对经济拉动乏力不说，还导致地方债风险不断积压；劳动力成本攀升，外需疲软，导致出口下滑厉害，“世界工厂”神话不再；过去对产值和就业贡献率极大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低，高污染高能耗，令中国的资源环境压力空前增加。中国政府这几年力推的改革，就是要戒除这些副作用极大的“路径依赖”，闯出一条经济升级的新路。    　　但经济转型升级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需要讲战略，需要找方法，需要时间的发酵。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阶段性尴尬”在于：原来的动能衰微了，可新的动能仍在滋生孕育中，尚未达到引爆经济潜能的界限，因此难以弥补旧动能褪去后留下的空间，增速降低便成为必然的结果。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没有回头路，唯有加速结构改革步伐，催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从中国国情来看，可从四大路径持续发力。    　　一是产业结构方面，顺应由工业主导向服务型主导转型的趋势，打造中国社会亟需的优质服务业。从2015年经济年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50.5%，首次过半，幷吸纳大量就业人员。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打破工业独大的局面，单位GDP能耗降低明显，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值得注意的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长期以来是中国的“短板”，中国公共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还要低10个百分点，因此在医疗保健、教育培训、交通物流、通信服务等方面仍大有可为。    　　二是增长动力结构方面，继续为中国的“消费经济”添柴加火。不论是“双十一”期间阿里巴巴等网商的销售盛宴，还是年报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的数据，都表明消费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驱动。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需和消费是经济的稳压器。中国6亿网民的互联网消费市场、亟待开发的农村电商市场、13亿人口的休闲消费、中产阶级对高端环保产品的消费需求、老龄化人口的养老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消费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是产品结构方面，加速供给侧改革，促进制造业内部格局的优化升级。这包括两个层面：通过创新战略开发“中国智造”产品，以及通过新技术升级传统制造业，比如生产高品质精钢。总的来说，要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2015年，航空、电子通信、信息化产品、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高于传统工业，新能源汽车产量增加1.6倍，工业机器人增长了42%……这一投资领域也是未来最值得继续投入的。    　　四是区域结构方面，化空间腾挪为增长动力，发掘中西部地区潜力，向海外输出产能。投资过剩，不代表不投资，产能过剩，不代表只能销毁，而是可以利用空间的转移来实现动力转换。比如，中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产业的薄弱，都需要继续投资；“一带一路”战略承担着中国国际产能输出的重任，水电、基建、核能、高铁等中方参与的项目已经覆盖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区域，有助于消化中国饱和的部分产能，又能促进各国的建设。围绕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纵深推进，伴随着亚投行的正式开张，中国的海外投资必定会持续加码。    　　围绕上述四大路径，中国经济突出重围，走出低谷的机会是存在的。 但这要克服重重阻遏：重复投资的惯性，修路盖楼的惯性，去产能的侥幸心理，制造业升级的抵触，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失衡，股市跌宕对实体经济的拖累，美元加息与人民币贬值风险……因此， 对中国经济前景而言，幷没有一条坦途，有的只是华山险道，需要披荆斩棘，奋勇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