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籍，你是否了解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的区别呢？

说到古籍，一般人的印象是破旧的、泛黄的，有的还会生虫。而在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郭立暄看来，古籍是一种绚烂的存在：取出一部古籍善本，小心摆放在干净的桌上，开卷启函，触手古香，每一个手势都带有仪式般的美。

　　1月24日，郭立暄与复旦大学教授陈正宏做客海上博雅讲坛，围绕古籍展开探讨。1993年，文博专业出身的郭立暄走进上图，开始了每天与灰尘为伍、检点古籍、比对印本的工作。之后，他师从陈正宏教授，于2008年写下题为《中国古籍的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的博士论文，完成了国内首篇对这一课题的系统论述。7年后，经过补充修改，该书由中西书局出版。

　　“中国古籍大多采用雕版印刷，有所谓原刻与翻刻之别，初印与后印之异，这些差异使古籍的样貌呈现精粗美恶的不同，也造成文本的复杂流变。”近日（1月22日），郭立暄接受澎湃新闻专访，他感慨古籍的原刻与翻刻、初印与后印并非是大家想象中的“旧书铺伙计记在私房小本上的东西”，相反，这一问题无论是对古典文献学研究、还是对一般的文史工作，都非常重要。

　　澎湃新闻：人们为何需要了解原、翻刻本，初、后印本的差异？

　　郭立暄：将古书按旧刻书版的文字或形式重新刻版，称为翻刻。有些翻刻本与原刻形式上相似，容易彼此混淆，不能不加以辨别。同一版本由于印次早晚的不同，古籍印本价值可能大不一样，这其中有很多讲究。从收藏角度，很多初印本用纸、墨质量好，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从文字内容角度，不同的印本提供了文字渐变的过程。不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对一本书的文字嬗变过程的理解就不完整，不全面。

　　澎湃新闻：你在《中国古籍的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之《通论编》后半部分强调的“刻与印结合考察法”，是一种怎样的方法？

　　郭立暄：关于古籍版本的传递，过去大家认为是一个版本与另一版本之间的继承，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因为，“版本”是一个集合概念，从同一副版片刷印出的若干印本，都可归于这个版本。后人翻刻古籍，在选择底本时，只能是以原刻本的某一具体印本——而非一个抽象的版本——为据。而后人对印次的利用又带有随机性，往往是拿到哪部算哪部。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明明两人看的是“同一版本”，却各说各话。原因就是，他们各自看的是不同的（印本）。这也恰恰为我们考察文本源流提供了切入点。而“刻与印结合考察法”，即是说我们在研究版本时，要考虑到不同印本之间的脉络与渐变，从而更客观地评价某一版本的优劣。

　　澎湃新闻：为何强调这么一种研究方法？

　　郭立暄：使用这一方法，直接的好处是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我们探讨一部书的版本源流，是找到两个本子就开始对校了，而且是通校，很花时间。现在我们提倡的做法，是先把同一版本中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搞清楚，再以这些差异为抓手，有目的地去校后面的本子，效果就不一样。还有一个好处是借由这一方法，可以把刻、印、修所造成的文字差异区分清楚，由此历史上复杂的文本难题可迎刃而解。

　　澎湃新闻：比如什么样的文本难题？

　　郭立暄：举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吧。清道光祁寯藻影宋刻本《说文解字系传》（以下简称“祁刻”），主要是以顾广圻家藏影宋抄本为底本。该本一出，即被视为小徐本真面重现，风行海内。但道光二十三年（1843），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见到一部旧抄本，与祁刻存在诸多异同，为此认定顾藏影宋抄本已经过顾广圻的伪造与私改。此说一出，令顾氏实事求是、从不欺人的学术品质备受质疑。1931年，王献唐先生在《说文系传三家校语抉录》文中提供证据，对王筠的说法表示异议，但因为对印本调查不足，该文并未尽释群疑。现在我们知道，祁刻的书版曾经多人多次修改，传世印本至少有八种，文字各异。在各印次中，以第六次印本文字的改动幅度最大，较之第五次印本修改多达百余处。王筠所持的本子恰好是改动最多的第六次印本，因此错怪了顾广圻。

　　澎湃新闻：所谓“刻与印结合考察法”，对古典文献学以外的文史研究者会有帮助吗？

　　郭立暄：我想它会有助于一般文史研究者提高阅读的辨别力。举个例子，冯家升《辽史初校》和罗继祖《辽史校勘记》都是治《辽史》的必读书，二者互有优长。有学者提出，罗书中列出的南监本异文比冯书多，言下之意就是冯书不及罗书。我核对印本后发现，罗氏依据的南监本是一部递修后印本。他列出的错字，有不少仅见于这个递修后印本，初印本并不误。而冯氏所据为初印本，没有这些异文。校书当然要以初印本为据，不能将递修的错误算在它头上。因此，罗校之多，仅就这一部分而言，不但不是它的优点，反而是缺点了。这个例子看起来似乎只涉及一般的文史问题，与版本无关。但不了解印本之间的差异，就看不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澎湃新闻：那在你看来，“刻与印结合考察法”为何还践行不足？有何障碍吗？

　　郭立暄：一是条件问题。要做这样的研究，最好是能够一次性集齐不同印次的印本，并几而观。而在以前，清代藏书多为私人占有，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二是认识问题。过去我们也没想到印本之间差异会这么大，由此带来的文本渊源“纠纷”会那么普遍。现在我们才知道，古籍印本原来这么复杂，以至于一些前辈知名学者也因此而踩了雷。

　　我认为古籍版本研究不能靠“小聪明”，现实的多样性远远超乎想象，最重要的是“走出去”、“亲自看”。上图的古籍收藏已经居全国第二位，但对这一研究来说仍嫌不足，所以从2002年起，我坚持每年去外地访书，自觉收获颇多。有些版刻的印本或翻本多达七八种，需要多年留心，你才会有完整的认识。

　　澎湃新闻：但是曾有文科大学生反映他们不容易接触到那么多古籍。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郭立暄：其实，古籍版本研究和底层自古以来就“有距离”，现在也不是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但如今图书馆古籍是对普通人开放的，只要说明理由，还是可以看到。所以接触古籍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难，只是它需要你去花时间。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是如何深刻地、无处不在地影响古籍的文本。要想准确解读这些文本，也必须回到对印刷实物的考察中去。现在读者的阅读大多很依赖标点整理本，不愿意去看古籍原本，因而丧失了很多发现问题的机会与乐趣，这是很可惜的。

　　澎湃新闻：你认为我们今后应该如何发展版本学这门学科？

　　郭立暄：中国版本鉴定的基本知识、方法与审美理念，在清代乾、嘉时期已大致形成，不过，当时藏书多为私人占有，这些知识主要在社会精英阶层积累和传播。至二十世纪，藏书主体从私藏转为公有，逐渐面向公众开放，客观上要求版本学完成一次转型，即从传统的赏玩之学转向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要求作更为科学、严谨、系统、适合学术推广、大众普及的论述。在当时的中国，这不但是古书版本一家的任务，也是书画、碑帖、金石等传统赏鉴门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集中推出了一批版本学著作，就是试图完成这种转型。这些著作各有特点，不过也有批评的声音，比如黄永年先生就表达过一层意思，大意是说，其中有个别书还未摆脱叶德辉《书林清话》的束缚，看多了，不免让人有陈陈相因之感。黄永年先生自己写过一本《古籍版本学》，颇多新义，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似乎也未在整体上超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水平。这当然是对前辈的苛求，但也说明，要完成这种转折是很不容易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并非一代人所能完成的。

　　从目前来说，中国版本学要有所发展，一要在个案研究上有所突破，积累新鲜的实例；二要在论述线索上进行尝试，避免人云亦云的雷同表述。“刻与印结合考察法”在业界被运用和推广，至少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事实上，在本书出版之前，国内一些优秀的研究者已在实践这一方法，并取得可观成绩。当然，人数还不是太多。正所谓“众擎易举，独力难支”，相信这样做的人多了，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古籍版本学的书写样貌一定会发生显著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