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聚焦：目前中国经济的基础十分稳固

当前的整体宏观环境虽然也极富挑战，但远没有1998~2002年时那样危险和困难。目前中国经济的基础实际上远比1998～2002年更为稳固。

　　新浪财经发表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文章分析，首先，1998~2002年间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尤甚当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贸易伙伴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其中部分邻国对美元贬值近50%。因此，在1997至1998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约20%；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再被动升值15%。另外，当时疲弱的经济状况也加剧了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    　　尽管有言论称，1994年将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轨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释放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我们认为，1994年前1:5.7的官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明显高估的，1994年的贬值只不过是对这种高估的一次性修正。当时的人民币兑美元调剂汇率高于官方汇率，一度达到1:10，而且有80-85%的外汇交易都在外汇调剂市场中进行。    　　因此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货币的普遍大幅贬值使得人民币汇率再次面临显着的贬值压力。对比当下，我们测算人民币大约高估了3%-8%，远不及1998~2002年的高估程度。另一方面，1998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450亿美元，大致为当年 GDP的14%，而如今我国外汇储备已上升到3.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2%。    　　其次，国有企业及产能过剩行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当年。1998年，工业企业总体的亏损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亏损总额达到1,737亿元，较同年的利润总额高出19%。1998年的35个工业行业中有5个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而目前的41个工业行业中仅有1个行业全面亏损。更重要的是，1998年的亏损行业占比较高——从业人员占全体制造业从业人员的29%，收入则占到20%。    　　相比之下，现在工业部门的总体状况要好得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作为唯一亏损的行业，约有360万从业人员，占全部制造业从业人员的4%(若计入其上游行业的话，该比例为6%)；同时该行业收入占工业企业总收入的6%。即使加总现今所有的产能过剩行业[3]，其占制造业收入的比重也只有18%。此外，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总体比重(不包括建筑业)已经从1998年的40%下降至2014年的36%。    　　第三，私营部门已逐步发展壮大，无论是以收入，还是以其创造的就业机会而言(后者的影响更为显着)，都成为了当下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在第二产业内(不包括建筑业)，规模以上[4]私营企业的数量自1997年以来增加了近3倍，目前达到了34万家，而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997年的7.4万家减少至1.9万家。    　　更重要的是，私营部门更有活力且效率更高，在生产及就业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私营企业在工业企业总收入中的占比从1998年的48%上升至2015年的近80%。同时，目前私营企业提供了83%的城镇就业岗位，而1998年该比例还不到50%。    　　第四，当前的就业压力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1997~2002年间，约3,000万劳工从国有企业流出，为当时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近七分之一。时至2015年，产能过剩行业的全部从业人员为1,270万人，仅相当于目前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3%左右。    　　此外，由于95~96年农产品价格大幅下滑，1998~2002年期间约有1～2亿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如今，虽然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下行压力以及潜在的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或将在未来几年促使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镇转移，但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应当远远没有当年那么严峻。    　　再者，当前银行业的财务状况远远优于当年。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公布的不良贷款率达20~30%，大致相当于1997年GDP的四分之一左右。此后的几年里，共有2.8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被清理，这相当于1997年人民币贷款总量的37%和GDP的35%。虽然有部分比较悲观的投资者认为当前银行业的状况与1998~2002年时类似，但实际上目前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远比当时可控。    　　大部分研究估算的不良贷款率在5~10%之间，即需要清理的不良贷款大约相当于如今GDP的7~14%，远远低于90年代末的规模。考虑到目前企业整体盈亏状况胜于当年，本轮潜在的不良贷款形成率可能远不及当年。此外，当前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7.5%(对比1997年时的13%)，贷存比只有66% (1997 年为91%)，以及整体核心资本充足率在10%以上，这些条件都有助于对抗不良资产造成的冲击。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过去十年来公共部门的资源大幅增加。与1998~2002年类似，本轮的供给端改革可能也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公共部门资源的投入。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目前拥有的资源无可比拟。如图表4和5所示，目前中国公共部门的资源大幅增加，包括公共部门存款(目前相当于GDP的 38.3%，对比1998年的4.1%)、财政收入(目前相当于GDP的22.8%，对比1998年的11.6%)、外汇储备(目前相当于GDP的32%，对比1998年的14.1%)，以及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股权和土地资产等等。    　　文章认为，总的来说，当下中国经济正面临多重考验，但形势或不及1998严峻。政府部门可运用的资源更加丰富，能够为经济改革和转型提供“镇痛剂”。不少人将1998~2002年改革的成功归功于当时的领导层——自信、目标明确，而且有出色的执行力。无可否认，回过头来看，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强而有力，成果斐然。    　　然而，许多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在当年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可。例如，即使中国经济在1998~2002年成功实现转型后，全球对中国克服其结构性难题或避免严重经济衰退的能力仍有许多质疑的声音。本世纪初的海外书籍和媒体封面文章中，例如“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岌岌可危”以及“泡沫将立刻破灭”等耸人听闻的标题屡见不鲜。    　　此外， 90年代末也有人质疑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是否夸大了其经济增长率[6]，而很快在2004~2005年，这些怀疑又变成了中国是否低估了其经济增长率。因此，虽然目前市场普遍认为当下中国经济趋势下行，前景较为黯淡，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不应忽视中国实行全面的供给端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