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出现“台阶式”减速的可能性不大

一段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常态，描述经济增长趋势的词汇也在不断变幻。先是“减速”出现，宣告两位数增长的时代过去了；继而是“断崖式”登场，被用来刻画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再加上标题党的修饰与渲染，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昨天说“有专家说中国不会陷入‘断崖式’下跌”，今天又说“有专家说中国可能陷入‘断崖式’下跌”。不管最终会不会陷入，“断崖式”概念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似乎中国经济已经与“断崖式”脱不了干系。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宋立文章表示，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需要研究到底什么是“断崖式”下跌。

  　　一、短暂断崖还是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    　　文章称，两种“断崖式”下跌的实质差别不在于短期会不会发生急剧减速，而是看减速后是否反弹回升。    　　自然界的断崖，许多人可能都见过甚至爬过、攀过。但经济领域的断崖，许多人可能只听过这个概念，未必切身经历过。经济现实中，“断崖式”下跌也并非一个全然凭空臆造的词汇，而是确实在不少经济体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进一步来看，即便是断崖，此断崖与彼断崖也未必相同。有些“断崖式”下跌仅仅是短期的剧烈波动，急剧下跌之后还将反弹，虽然不一定能够回升至原有水平。有些“断崖式”下跌则可能导致长期趋势性减速，急剧下跌之后将较长时间保持在低位。两种“断崖式”下跌的实质差别不在于短期会不会发生急剧减速，而是看减速后是否反弹回升。    　　短暂的“断崖式”下跌实际上经常在世界各国发生，许多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出现急剧下降，比如中国1967年的急剧下跌、日本1970年的急剧下跌、中国台湾1974年的急剧下跌等。各国普遍性发生短暂的“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也曾经出现过，比如1973—1975年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下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急剧增长速度下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许多国家在2009年出现的急剧下跌等。短暂的“断崖式”下跌，一般会在采取宏观调控或发展改革措施之后反弹。    　　造成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虽然没有短暂的“断崖式”下跌那么常见，但在现实经济中也曾多次出现。从全球范围来看，包括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以及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在高增长之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即“台阶式”减速。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断崖式”下跌之后，原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就一去不复返了。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短暂的“断崖式”下跌，而是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    　　二、什么因素引发了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    　　文章认为，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要么源自巨大外部冲击，要么来自内部急剧变化或动荡，要么源自重大政策失误。    　　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出现的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在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后。其中，大部分只经历了一次“断崖式”下跌，比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在1973—1975年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断崖式”下跌。这次集体性的“断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外部冲击与各国内部因素叠加的结果。德国经历了两次“断崖式”下跌，其中一次是在石油危机冲击下出现的，一次是在两德合并后出现的。前者与其他西欧经济体别无二致，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两德合并的代价，或者两德合并导致统计数据不连续所致。总体而言，欧洲国家的“断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外部冲击或内部剧变带来的结果。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发生在东亚地区的“断崖式”下跌——邻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日本也经历了两次“断崖式”下跌，第一次先于石油危机冲击，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1967年日本出现了史无前例的12.7%的增长率，由于通货膨胀、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随之而来，于是日本出现了反增长的强烈呼声——“让GDP去见鬼吧”，正如我们前几年的“GDP万恶之源说”等去GDP言论一样。而当时也正好是日本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韩国和中国台湾所替代。需要说明的是，当日本经济在1970年出现接近14个百分点的“断崖式”下跌之后，“让GDP见鬼去”的声音便从此销声匿迹了，重新实现经济增长的主张得到广泛拥护。实际上，当环境污染等问题真正引起重视、反对经济增长的声音出现之时，高速增长已经接近尾声了。日本第二次“断崖式”下跌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广场协议、日元急剧升值之后。为了阻止短期出口下滑，日本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导致了1991—1992年的第二次“台阶式”下跌。可以说，日本两次“断崖式”下跌，并非西欧式的外部冲击，而是国内重大政策失误所致。    　　中国台湾的“断崖式”下跌更加特别。台湾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发生在1988年，对应的是台湾开放党禁报禁、领导人更替、推行急剧民主化的历史背景。发生于1988年5月20日的“1988年台湾农民运动”(又称520事件、520农民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农民社会群众运动，也是台湾解严后首次爆发激烈警民冲突的社会群众运动，从此标志着台湾社会动荡开始。这时候许多台湾人关心的不是搞建设而是“闹革命”。1988年台湾出现了高达12个百分点的“断崖式”下跌，从此台湾的高增长时期彻底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急剧民主化导致了台湾的“断崖式”下跌。    　　可见，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要么源自巨大外部冲击，要么来自内部急剧变化或动荡，要么源自重大政策失误。这也意味着，如果不搞急剧民主化，没有发生内乱，没有重大政策失误，以及重大外部冲击，一般不会发生“断崖式”下跌。    　　三、中国会不会出现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    　　文章表示，中国虽然能源净进口对外依赖度较高，工业比重较高但并不明显过高，而出口比重并非较高而是较低。因此，中国出现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可能性并不大。    　　正如“断崖式”下跌存在两种情形一样，关于中国出现“断崖式”下跌的讨论实际上也存在两种含义。有些学者说中国并不排除或有可能陷入“断崖式”下跌，更多是指短期内的急剧下跌。另外一些学者说中国不会陷入“断崖式”下跌，更多是说长期的“断崖式”下跌，是就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而言，虽然减速不可避免，但一般不会呈现“台阶式”减速。    　　我们认为，正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曾经导致中国出现不太典型的短暂“断崖式”下跌一样，如果再发生比较大的内部结构变化或外部冲击，中国仍然有可能出现短暂的“断崖式”下跌。对此，我们一定要努力避免，但如果不幸发生，也不必惊慌失措，只要及时采取强有力的危机管理或调控措施，经济增长率随后一般都会反弹。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造成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    　　我们的研究表明，发生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即“台阶式”减速的经济体，大部分是工业比重较高、出口比重较高和对能源净进口依赖较高的“三高”型国家。由于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就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比如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发生了明显的“台阶式”减速。这也意味着，如果工业比例不高、出口率不高、对外部能源的净依存度不高，那么陷入“断崖式”下跌的可能性就不大。    　　从中国情况来看，虽然能源净依存度比较高，但工业比例和出口率相对稳定且并不算高。中国工业比例长期变化趋势与东亚主要国家基本一致，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比较接近。中国工业比例在1980年和2006年两次出现峰值(48%和47.9%)，与德国(48.1%，1970年)、智利(49.3%，1974年)、阿根廷(50.9%，1976年)、波兰(50.1%，1990年)、马来西亚(49.7%，2005年)等国比较接近。虽然属于世界较高水平，但中国仍然处于各国工业比例峰值正常区间范围之内，接近上限但并未超过上限成为奇异值，可以说虽然较高但还得不出明显偏高的结论。    　　中国出口率虽然在2004—2008年之间曾经短暂上升，但在此前与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长期低于世界总体和各国平均水平，低于东亚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5个百分点，属于世界上较低的二分之一国家。即使创纪录的2006年，中国出口率也与韩国(39.7%)相当，明显低于马来西亚(116.6%)、泰国(73.7%)、越南(73.6%)、蒙古(59.4%)、菲律宾(46.6%)等东亚国家，比利时(80.8%)、爱尔兰(78.9%)、匈牙利(77.7%)、荷兰(72.8%)、保加利亚(61.2%)、奥地利(56.4%)、瑞士(52.5%)、丹麦(52.1%)、德国(45.5%)等欧洲国家，以及智利和以色列等，更不用说土库曼、阿联酋、沙特等中东、中亚产油国。从统计数据角度来看，得不出中国出口比例较高的结论。    　　可见，中国虽然能源净进口对外依赖度较高，工业比重较高但并不明显过高，而出口比重并非较高而是较低。因此，中国出现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可能性并不大。从另一视角来看，由于中国存在传统的城乡和新兴的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双重二元结构”，理论上经济增长具有“多速非同步”特征，经济增长动力有可能呈现此起彼伏的接力状态，从而使中国在高增长之后的减速过程更有可能像英国、美国、韩国的“波浪式”减速，而非日本、德国、法国和中国台湾等经历的“台阶式”减速。通俗点说，就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像日本和中国台湾那样没有战略纵深，没有回旋余地)，区域发展不平衡，差距比较大，中西部地区在拖后退——经济上升时拖住不让上得太快，经济下行时拖住不让下得太快，虽然在大干快上的年头经常被埋怨，但是发生“波浪式”而非“台阶式”减速的可能性更大些。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发生短暂“断崖式”下跌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发生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即“台阶式”减速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无论哪种“断崖式”下跌，都有可能造成比较大的不利影响甚至破坏，需要我们努力加以避免。这也正是当前高度重视经济下行压力，坚定不移稳增长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