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国内一批重点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产能过剩呈愈演愈烈态势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和政府宏观决策的重大挑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表示,当前经济的隐患在于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更大的隐患在于似乎不得不继续推进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当前,世界经济仍面临的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长仍未出现明显起色。中国经济运行处在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短周期弱复苏的交织阶段,投资和出口出现下降,消费后劲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实体经济进入去杠杆初期,经济增速将继续呈现底部徘徊的特征。那么,这一波产能过剩有何新特点?当前既有旧有发展模式导致的供需结构脱节形成的“结构性过剩”,比如汽车、光伏等,也有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彻底带来的“体制性过剩”,比如钢铁、水泥等。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长率是27%,2009年26.8%,2011年提升到31.6%,目前进入产能释放高峰,水泥、钢铁等成重灾区。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增速降至7%,系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对于产能过剩,既要看到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原因,更要看清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的体制原因。产能过剩从来都不是个例,而是会造成一连串事件,引发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它会导致企业亏损额增加,开工不足,进而出现行业产品价格大跌,效益大幅滑坡,使企业的投资预期和居民的消费预期下降,由此使经济增长面临下调压力;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金融风险增大。产能严重过剩,暴露出的是我国工业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打造“升级版”必须迈过去的坎。
可以说,目前,各级政府的干预和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等体制性问题是产能过剩的根源。行政手段仅是面对沉疴急症不得不下的猛药,要从根本上破解产业过剩魔咒,必须着手营建真正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使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足够公平、足够充分的平台上参与竞争,使各行各业在市场竞争中顺势实现优胜劣汰。
一方面,通过调整财税体制,特别是理顺央地利益分配关系,改革以考核GDP增长为重点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消除地方政府不当干预企业投资的强烈动机。同时,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利用公平竞争机制将落后产能淘汰出局。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土地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从根本上杜绝地方政府通过低价甚至零地价供地为企业提供补贴。同时,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真正体现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减少通过转嫁资源环境成本获益的项目上马,防止地方政府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资本流入,鼓励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