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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纸引未来
在四川分会场的全国政协委员石碧,通过屏幕看到魏青松直播的现场后感觉到,快递驿站能很好地解决校园快递投递难问题,准备回到四川大学后向校领导呼吁,设置这样的快递包裹收寄集中点。
在北京分会场,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国俊看着屏幕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议有关部门制定税收、补贴、奖励政策,鼓励使用新能源物流车辆,鼓励构建共享社区智能快递柜和快递综合便利驿站,鼓励自提货物,减少包装物的使用。”
针对快递行业存在的环境污染重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明蓉建议,抓紧制定包装废物管理条例,尤其要强化商家的环保责任,推行绿色包装,简单包装,从源头上减少快递污染。
12月17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第二次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围绕“推进快递行业绿色发展”话题,15位委员在全国政协机关和北京、江苏、福建、四川等5个会场以及通过手机或计算机连线方式发了言,200多位委员通过委员移动履职平台踊跃发表意见。
多位委员在发言中建议,推进快递业绿色发展,要加强法治建设,加快修订《快递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完善配套规章,将快递污染纳入规制范围,明确相关主体责任,强化硬约束。
环境污染重问题日益突出
近年来,我国快递行业迅猛发展,业务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快递企业已有两万多家,快递年业务量从2012年的57亿件增长到2017年的400.6亿件。
目前,我国每天的快递包裹量在1.8亿件左右。多位委员在发言时指出,快递产业发展方式粗放,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等问题日益突出,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福建省政协委员、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总经理周贤胜介绍说,全国邮政企业在今年大力推广快递绿色包装,以福建邮政公司为例,一年便可减少纸箱耗材18吨以上,减少胶带使用量250万米以上,“这样算下来,全国邮政一年减少的胶带将超过8亿米,接近绕地球20圈”。
邮政企业在推广快递绿色包装上取得的成绩,也可以从另一面反映出快递包装污染治理的紧迫性。
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市邮政管理局局长陈敬指出,我国快递企业干线运输主要以公路运输为主,航空、铁路为辅,这样的运输方式存在着干线运输能耗高、排放高、时间长等问题。
在四川分会场发言时,陈敬列举了一些数字:汽运快件一般采用货车实施运输,以每辆车平均装载快件1万件、综合油耗25升/公里、平均运输距离1900公里测算,今年1月至10月,仅四川往返江浙沪粤四省市的快件共消耗汽油450多万升,相当于5625多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1.4万多吨。
与包装环节可以通过减量推进环保一样,运输环节的污染问题同样可以得到解决。
在北京邮件处理中心现场,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总经理王小东介绍说,北京邮政积极推进绿色运输,投入200多辆新能源电动车,每年可减少50万吨汽油的使用量。
针对包装、运输环节的污染问题,多位委员指出,要健全绿色材料、绿色包装、绿色认证、绿色运输与配送等标准体系,明确快递绿色化、减量化、再利用的具体量化标准,加大强制推广力度。
周贤胜指出,今年9月1日起实施的《快递封装用品》新国标,主要以引导和鼓励为主,而非强制执行,目前电商企业、快递行业、社会公众主动参与的责任意识及主动性、积极性参差不齐。
“建议强化贯标,配套出台贯标的评价标准,建立完善绿色包装用品认证体系和包装用品生产、使用监督及考核激励机制,强化绿色快递发展各项要求在全行业、各环节的贯彻落实。”周贤胜说。
企业应承担垃圾回收责任
不容忽视的是,在法规强制性要求方面,确实存在标准缺失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指出,2018年国务院颁布《快递暂行条例》,规范了快递行为,促进了快递业发展。但目前法律条款所规定的内容都属于倡导性条款,未从管理或规范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规定。电子商务法中同样没有对此问题进行规定。此外,“绿色快递”的理念,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应当立法应予完善。
李明蓉指出,目前快递业的法律法规只有《快递暂行条例》和国家质监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的《快递封装用品》,后者是根据减量化、绿色化和可循环利用的要求制定的标准。此外,关于快递业绿色发展基本没有其他规定。
“为更好推动快递包装绿色发展,需要尽快制定快递绿色包装强制性国家标准,引导全社会形成快递绿色包装管理机制和法治环境。”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支树平建议。
针对标准缺失的问题,相关的修法工作已经启动。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在现场回应时说,国家正在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两个方面要求会很明确:一方面,建立强制回收制度,下一步国家会制定目录和管理办法；另一方面,强制要求限塑,下一步将加强这方面工作。
李明蓉建议,推行绿色包装、简单包装,在源头上减少污染,建立快递行业绿色发展信用制度。将遵守标准遵守法规、履行环保责任的企业作为信用良好企业予以奖励,对不遵守法规不遵守标准、造成污染的企业作为失信主体记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同时,建立垃圾分类和处理制度,抓紧制定包装废物管理条例。
李明蓉同时认为,应当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物流快递直接受益者的企业,应承担垃圾回收责任,延伸到生产企业当中,按照企业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划出专门资金给快递垃圾回收或处理的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同样建议,健全法治体系,明确商家、快递企业和用户的环保义务,要求共担相应费用。利用税收和补贴杠杆,引导商家选用环保包装。明确快递企业包装物的回收责任,依托快递营业网点,有偿现场回收或重复使用包装箱。打造“货品快递+包装快收+重复快用”的绿色循环体系。
在庄国泰看来,现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主要涉及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环境保护责任的确定,对生产环节比较容易控制,在流通和消费环节,由于要面对量大面广的管理对象,往往导致控制制度比较难落实。
“委员提出的责任延伸制度和信用制度,实际上回归到一点就是如何加强源头控制。在立法上如何加强对源头生产者的控制,现在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里正在做这个工作。在包装物管理方面短板在于垃圾分类,只要分类做好了,后端处理处置技术不缺乏,而且市场有盈利或者政府有补贴的话,后端处理企业会跟上,现在关键是分类。”庄国泰说。
建立快递企业黑名单制度
委员们建议,要加强部门联动执法,发挥行业协会监督作用,将快递绿色包装纳入绿色产品信用体系建设,建立黑名单制度和联合惩戒机制。
“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和个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着谁受益、谁付费原则,物流平台企业、快递企业和供应链平台上的各个商家都应为快递垃圾处理承担相应责任,补偿回收利用需要的成本。”李明蓉说。
汤维建认为,应当强化执法,切实履行政府行政管理职责,包括:加强执法力度,对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的快递企业,政府环保部门应根据法律规定加以处罚；建立快递企业的红黑名单制度；对网络商家建立相关环保标识认证机制。
多位委员建议,应当建立起针对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快递行业污染行为的监督体系。
支树平认为,有必要建立快递企业实施绿色包装标准情况统计报告及检查评估制度,强化对标准实施情况监督检查,探索建立标准实施支持机制,对执行标准较好的企业给予一定优惠政策。
“建议完善机制,建立平台,强化公众参与,完善监督体系。比如,公众如果发现有快递行业或者企业有大量污染行为时,要知道到哪里进行举报,要有举报中心,而且举报还要受到法律保护,对举报人进行保护。”汤维建说。
对于快递污染,汤维建认为,公益诉讼可以有效进行治理。
“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形式治理快递污染问题。在民事公益诉讼方面,对造成环境污染较大的快递企业、寄件人甚至互联网销售平台,有关主体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提起公益诉讼。在行政公益诉讼方面,检察院也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对不履行监督职责的环保部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汤维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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