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的纸张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国民党允许中共的新闻媒体《新华日报》和大型政治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在其统治区内公开出版发行，但《新华日报》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种种迫害和压制，纸张封锁即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曾多次对其部下说：“要公开查封《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不好办的，不准商人卖纸给他们，不许经济部给他们分配纸张，他们就会自己关门。”

 

　　《新华日报》立论公允，报道真实，消息迅速，代表了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呼声，深受国统区读者欢迎，影响日益扩大，印数不断上升。加上报馆还要印行大量的党内文件和进步书刊，其用纸量极大。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威胁和阻碍，重庆市面上的纸商都不敢大量卖纸给《新华日报》，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少量配购和自己的零星补购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新华日报》的用纸需求。纸张供应成了《新华日报》赖以生存和发展壮大的瓶颈。

 

　　面对国民党的封锁迫害，如何保障纸张供应，从而保证一报一刊的正常出版，成为南方局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紧迫任务。

 

　　按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决定秘密自办纸厂。

 

　　1940年3月，报馆派出苏芸等人以普通纸商的身份到川东梁平等地调查了解纸张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情况，并请当地富有正义感的纸商王织森帮助秘密收购纸张。

 

　　1941年8月，苏芸以个体商人身份邀约王织森等人入股投资在梁平创办了川东复兴纸厂。该厂在重庆东水门正街57号设立了推销处。纸厂开工后，每天由梁平发运100担左右白报纸到长寿，再用木船转运至重庆。

 

　　川东复兴纸厂生产的纸，首先保证《新华日报》馆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用纸。其次，为了使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借口，不给他们制造口实，也对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和立信图书用品社等官僚文化企业供应少量纸张。

 

　　《新华日报》的纸源充足，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是年底，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国华以“操纵纸张市场、囤积居奇”等罪名，密令逮捕苏芸、查封川东纸厂、没收全部纸张。幸得地下党组织通风报信，苏芸及时转移。王织森将重庆千廝门货栈及囤船上的全部存纸分别转运到化龙桥《新华日报》馆和冉家巷读书出版社。但川东复兴纸厂也只好停办。

 

　　川东复兴纸厂停办后，《新华日报》与王织森商定另行筹办建华纸厂，像过去川东复兴纸厂一样为《新华日报》供应纸张。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从未中断。《新华日报》建立的纸厂还不止“川东”和“建华”两个。还在川东纸厂被查封前，苏芸、王帮藻等人就勘察选定在广安阳河场丁家坪另建一座纸厂。丁家坪地势平坦，三面环山，另一面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隐蔽，建厂条件非常理想。加上这里还有一座已经停产的旧纸厂厂房，稍加修葺即可使用。《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根据川东纸厂的经验教训和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苏芸做到“绝对保密，长期以资本家的身份办好这个纸厂，要使新华日报的用纸无后顾之忧。”

 

　　为了使广安纸厂取得合法地位，纸张能够顺利运抵重庆，苏芸通过在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工作的地下党员禇度凝与该社负责人潘序伦达成协议：由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为苏芸出具到广安办纸厂的一切证明文件，纸厂则长期向该社供应纸张。潘序伦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会计师，又是立法委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于是，广安纸厂所产纸张经包装后盖上“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的红色大印，堂而皇之的车载船装，直发山城，一路畅通无阻，平安地运到重庆化龙桥边的嘉陵江畔，再转运至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馆。国民党顽固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现。

 

　　抗战期间，《新华日报》还在梁山办过文华纸厂、正大纸厂和正大纸号;在大竹办过正升纸号。所以《新华日报》的纸源十分丰富，除了供应报馆一报一刊平均每日用纸四、五十令及印刷党内文件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单位的全部用纸外，友好同业如《新蜀报》等报馆一遇纸张紧缺，《新华日报》总是慨然相助。甚至连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也找《新华日报》借过纸。在《新华日报》创办九年零一个月又十八天的日子里，在《新华日报》日发行量最高增至五万余份的日子里，《新华日报》从未因缺纸少印过一张，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大后方国统区最大限度的传播。